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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一樵全集》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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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一樵全集》评介(节录)

艾山

   

(作者艾山,诗人,西南联大毕业,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美国路易西那大学教授。曾将《老子道德经》译为英文。著有《埋沙集》、《暗草集》、《艾山诗选》、《美国大烟山纪行》。)

(一)前言

记得小时候,读王勃《滕王阁序》,虽然兼读注解,又经老师解释,文义方面,就使名句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类,也不甚了了。倒是无事时,背诵起来,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再摹绘王勃写这篇序的情景,结论是“人杰地灵”。文章需要有作者,也得有山川人物为作者开拓心灵的凭藉。 


现在,我的案头上,放着一部十二厚册的《顾一樵全集》,是顾先生: 


“回首六十年来,我从事文艺创作四十年,科学者著作三十五年,教育工作三十年。”(《一樵六十自述》) 


部分的结晶——仅辑录文艺作品方面的。顾先生六十年来,足迹遍天下,交游遍天下,更以诗人的敏感,科学家的实感,教育家的爱感,作着真、善、美、山川、人物的创造与记录,发而为传记、小说、戏剧、诗歌与散文。若说我们处在文艺复兴时代,则《顾一樵全集》的出版,是一部优秀的成果,有力的保证。 


顾氏昆季性格的形成与学术兴趣的养成,在《全集》第一册《我的父亲》的《代序》里,叙述得很明白: 


“顾氏的事业,晦农先生创之于前,一樵昆季成之于后,可见是有极明显的来历的。综上所说,顾氏原有的是经纪与算数的能力,精明练达,到处负责任,有信用;秦氏的贡献是文艺的才能与学问的爱好;王氏的贡献里,最显著的,是刚果的气概,:‘咬着牙干到底’的精神。这都不是容易的,但锡山原多旧族,所以因缘凑合,终于成就了顾氏一家两代的志愿。”(《一篇传记文的欣赏》)。 


上面这段话,都可以从包括在《我的父亲》书中,下面这三篇,半为小说,半为传记文;《祖母的死》、《三老太的一生》、《我的父亲》,得到印证。祖母秦氏,是和悦慈爱母性的典型。她自己能背唐诗,又能做诗。对孙儿的照顾,像小说《芝兰与茉莉》中的祖母一样,也是无微不至的。而对自己,却是淡淡地: 


“那是闰月七夕前一天的下午,祖母的四弟——年已花甲而且聋职的老叟——颤巍巍地扶杖来问病。我当时还不知道祖母病的沉重,但觉得他来是一种很不好的暗示。白发姊弟默默地相对了一会,祖母只喘着说:‘你还来!’”(《祖母的死》) 


白发姊弟相对,仅是“默默地”。在她心中,未始不知道弟弟前来问病,所代表的意义,但只喘着说:“你还来!” 


三老太的一生,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 


“齐眉两阅月,守节五十年。”(《三老太的一生》) 


她是乡下姑娘,被男家“催着结婚”,原来是为了“冲喜”。可惜丈夫死了。她活泼泼的乡村的野性,开始反抗几千年传统的家庭制度。她委曲了一次,受了一次骗。一辈子便无法信任人。她独往独来,几乎对一切人都充满了仇恨。仅仅有两次,一次是她忠厚而孝顺的嗣子,不满三十五岁死了,她得到了消息,洒了几滴同情泪。另外有一次,她快死了,同嗣媳妇说:“难为你服侍我这样久,你是有孩子的,我实在觉到对不起你。”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三老太的心,如金石的硬,却充满了柔情。 


在《我的父亲》一文中,我们知道,晦农先生是三老太的嗣子,不满三十五岁便死了。他娶王夫人,乃王武愍公的孙女。王武愍公曾参加防御武昌城,率同一子二仆,与发军巷战而死。晦农先生从小求知心甚重,兴趣是多方面的,虽迫于家庭生计,后竟弃商就学而从政,南北往来奔波,不遑宁处。但从这忠厚良善人的一生,从他详细的日记中,也侧面可以看出社会上百孔千疮的病态,纵的,明瞭顾氏一家人性格的由来。 


关于科举考试的: 


“同年(1902)八月,他记载着:‘闻□师今年乡试,竟不为名而实为利。为人代作,若人不中得洋四百元;若人卷出房而不中,可得洋一千元;假使某君竟能得举人,而□师可得洋三千元。’可见那时秀才举人,已经几乎是公开的贩卖品。”(《我的父亲》) 


当时做官的终南捷径: 


“庚戌(1910)九月十八午后□□来……伊后□□二爷相识,可谋优缺,只要庆邸电报中告陈□帅以某缺着某署理,无有不应。该价数千元,俟悬牌后交付。……” 


“辛亥四月二十二午后访□□,谈及谋署之事,系走阉官门路,索价甚昂,需银三千四百两。”晦农先生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径,他的“急公好义”,爱人爱物,出于天性。 


这时期还有两件小事值得记: 


(一)“同乡顾忠琛为安徽兵变充军到直隶,他知道了,就代为请人具结免解。” 


(二)“仆人胡顺杀一鸭,请他吃,他觉胸中不忍杀生害命,反申斥之。” 


第一件是革命党人充了军,他自告奋勇去搭救;第二件显出了他的“赤子之心”,无往而不存在。 


一樵先生从小便沐浴在这种家庭的气氛中,其为学也,自小学、中学、大学而至于留学,其为社会服务也,自大学院长、大学校长至教育部政务次长,莫不处处“急公好义”,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从以下分别讨论其小说、戏剧、诗歌及散文的发展中,可以得到切实的例证。但未讨论之前,有两点需要在《前言》里交代清楚的是: 


一樵先生六十年来的言行,可以从包括《全集》第十二册的《一樵自订年谱》、《一樵六十自述》及《行云流水》、《武夷山之游》,见出了大概的轮廓。《全集》第一册中的《慰慧》,却把抗战时期的交游、感受、编织在国家与世界的大事里。战时生活虽清苦,人人莫不为抗战建国而努力。关于抗战建国的大事业,可以留到本文泛论“音乐”、“农政”与“教育”等散文方面的成就时再讨论,但那是属于理智方面为国为民所设计的蓝图,没有像这篇直接诉诸感情来得亲切动人。 


第二,一樵先生说过,这部《全集》,仅为文艺作品的结集,事实上,有关科学、工业、及社会、经济改造的著作,都未列入(《一樵文存》《序》)。就文艺作品而言,第十册卷上《中国的文艺复兴》,所包括的六个分论,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兹略为说明如下: 


(一)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 民族复兴与运动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会改造和文艺复兴。欧洲的民族复兴与运动,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宗教改革而完成政治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产生在政治革命运动之后,却发端于社会改造运动以前(《文艺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目前急切需要的。但发动最晚的社会改造,是否有宗教革新的项目在内?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无宗教精神?将来,世界大同、四海一家时,是否应包括宗教的观念在内?这些问题,等到以后再略为讨论。 


(二)文化根源与创造活力 中国人无疑地有着一分可骄傲的文化传统。问题是:我们能否从民族文化的根源,发出个人创造的活力?我们也不要因为生于“衰世”而自馁。文化史同政治史不一定完全相符。“盛世”有“盛世”之音,“衰世”有“衰世”之感。感触深处,未始无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始而“创造时代”,因而“超时代”,这是个人与历史关系的说明。 


(三)文化交流与时代精神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文化因了交流,去短补长,而有其新生命。文化需要交流,自无待言。但交流需要有本钱,如若不了解时代精神,亦是徒费心机。在这时代,各种学问,乍看似分工,而实是合作的。譬如说,以现代的眼光看来,哲学可以包括宗教、文学、美术、科学等。美学家山丹也那(Santeyana)指出科学的思想所引起内部的惊奇,不减于生动的小说。科学家兼哲学家怀悌黑教授(Prof. Whitehead)认为美术的习惯乃是欣赏灿烂的价值的习惯。“一所工厂,整列着机器,各种动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对于社会贡献其服务的精神……吾人对此,只觉得是一个有许多灿烂价值的有机体。……这种完全整个的领会是美术的,美术的需要乃在使精神生活格外丰富而广大。”我记起钱穆教授,当他在《象外与环中》说:“我的心中,活着许多别人,在许多别人心中都活着有我。”(《湖上闲思录》)透过了哲人的深思熟虑,已到了“与天地参”的境界。有人说:“哲学讲理,使人知。艺术不讲理,而能使人觉。”说这些话的,大约对艺术和哲学的理解,都成问题。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和其他学问的关系一样,名为分开,事实上互为表里的。离开艺术,哲学上所讲的理,是燥干无味的;如果艺术真是不讲理,如何能使人觉?更以怀悌黑教授为例,怀氏对现代哲学和科学的重大呈献,是建筑在反驳牛顿自然存在的学说,约有两端:第一,牛顿倡说质点或分子的观念(The Concept of Particles of Matter)认为质点根据自己内在的特性,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因此而有了自然世界的存在。怀氏找不到牛顿所说质点的实质,他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是事象的联系(The nex us of events)。一个事象是否有意义,完全建筑在与其他事象的关系上。所以他说,存在即为呈现(To exist is to occur),没有呈现的机会和环境,便没有存在。全个世界是彼此关联着的,无你亦即无我。或如诗人夫洛斯特(Robert Frost)所说: 


“Men work together,”I told him from the heart, 


“Whether they work together or apart.” 


(“人们工作在一起的,”我衷心地告诉他,“不管他们在一起或是分开工作。”) 


第二,是怀氏批评牛顿关于感性在本体论上的地位(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sense qualities)解释。依照牛顿的质点说,则所有都完成固定了,自然界各种事物,势必放弃了自发的感性。但睽诸事实,感性是随事象的,其存灭随着事象本身而消长,我们岂应问“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画家张大千先生是对的,他说:“雾里花枝看有情”。因为是“雾里”,是“花枝”,所以看来才“有情”。此“看”是“互看”的,你和“雾里花枝”,互相造成了对方的“事象”,情乃从中而来。所以,若从“情”字着眼,我们也可以说,情景互相生长,重要之点,是在“变”的上头,“交流”的上头。有“交流”,有“变”,才有“情”,有“生命”。 


另外,有关方法论上的。一樵先生说,近世纪的最大的发明,乃是发明了怎样发明的方法。怀悌黑说: 


“这发明的方法,便是‘有组织的研究’。从前的发明是个人偶然的;从今以后是科学家、工程家有计划的探讨,有组织的发明,这可以算是从古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超过了牛顿、爱因斯坦一切的贡献。”(《科学教育》) 


有计划的探讨,有组织的研究,自属十分重要的时代精神。即以做学问为例,我们也应该改改样子,不再单凭个人稀有的记忆力,表演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技了。而怀氏本人,根据其机体性的宇宙观,自然会有这机动性的方法论。反过来说,他从事象出发,也可以粗浅的说,从实际的经验出发,从已知到未知,靠了他数学的推理,得到可理解机体性宇宙观的结论。不少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教育家,一样从经验出发,然而认识事物的过程,没有像他有数学逻辑的根据,结果,不是偏于机械,便是让庸俗的功利主义牵着鼻子走。此中决定差别的因素,间不容发,而相去何止天渊。一樵先生曾说,怀氏也许是这时代最伟大的的哲学有(《博爱与大同》);考察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直到目前为止,怀氏仍不失为一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思想家。一樵先生曾为怀氏及门弟子,无怪他为中国文艺复兴草拟的蓝图,兼收并蓄,包括了各种学科。各种学科的分开,原为研究方便的权宜之计。唯有知道它们间互赖共通之点,然后可以了解文艺何以是机体性的,与何者应为复兴最巩固的基石。 


上述乃文化交流中时代精神的特点,也是个人与时代关系的重点。 


(四)旧文艺的新认识 这一问题,牵涉到文化价值的问题。一樵先生说: 


“文化的价值有当时的,有一时代的,也有超时代的。甚至于当时无价值,而隔了一代反而发生作用的。有在本国有价值,而影响到他国,或世界的。也有本国有价值,而不影响他人的。也有从前对他人无价值,而现在则发生作用的。也有现在对他人无影响,而将来可能发生作用的。” 


他的分析是这样客观而且多方面。本来何谓新?何谓旧?界线颇不容易划分。若必以发生时代先后为标准,则对文化遗产的接受,当然要经过选择的过程,扬弃的过程,一味喊打倒或拥护,都无济于事。存在决定于存在的条件。附带的说明,外国书该读,本国书更该读,未有不了解本国文字文化,而能了解外国文字文化的。 


(五)新文艺与新时代 中国的新文艺,一来不能抄袭古人,二来不能模仿西洋。应该根据上面所讨论过的,依照时代精神,培养创造的活力。一樵先生对新文艺的各部门如新诗、小说、戏剧、音乐等,今后的动向,都有扼要的说明。这点,留到后面再分别论述。 


(六)文艺复兴与教育改造 这部份,也等到后面谈论教育时再讨论。 


(四)诗歌 


约略讨论过了一樵先生的传记文学、小说与戏剧方面的成就后,现在来谈谈他在诗歌方面的特点。诗歌是很重要的部门。《中国的文艺复兴》分别谈论各种文体可能发展的途径时,便以“新诗”为首列。一樵先生常说,中国文艺复兴与是否有前途,便要看“新诗”是否有前途。这种说法,跟安诺德(Matthew Arnold)认定一个民族能够循着诗的途路走,是一条最可靠、持久的途路,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因为诗歌在文化发展史上占了如许重要的地位,我们又生长在诗的国度里,更加不易谈。通常我们说,散文是经验通过理智的思考、安排而纪录下来的文体,属于知识方面的范围。论理是可以传受的,而诗,尤其中国优良传统的抒情诗,由直觉升华,而形成的高度智慧,言近旨远,含蓄到无法再含蓄的程度,实在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 


一樵先生自己说,四十岁时,才开始写诗词,廿年来正式结成集子的有《蕉舍吟草》、《海外集》、《诗词歌补遗》、及译诗《海滨集》等。最有意思的是,不管他开始写诗、词年代的迟早,自从他从事文艺创作以来,表现于小说也好,传记文学也好,无处没有诗意、诗情。有人说,莎翁未做剧作家之前,已然是诗人。一樵先生虽然以剧作家著称,我们不应忽略他作品中诗的抒情成分,而且像上面所说,不必问起何时是他诗歌完结,何时是他戏剧的开始,因为诗情的洋溢,在本文第三段讨论中,早该透露剧中有诗了。 


至于纯粹诗词写作的经过,《蕉舍吟草序》、《再版序》、《海外集自序》叙述得很详尽。《海外集》中,和陶和杜的诗特别多。丧乱时代,寄身海外,杜甫的身世,正容易使人“家山梦去忘为客”;渊明诗,表面似平淡(Platitude),却正足以抒写真性情。本来,诗人学诗人,不是生吞活剥,是像种子发生自种子,有所创造,必先有所承受;也可说是一种灵性的接近,中外都有类似的传统。何况《海外集》和诗,大部分仅用之以起兴。《海外集自序》里提到文学艺术之批评标准,十分重要: 


“余自庚寅来海外,倏将十易寒暑。偶与友好谈论文艺创造理论,以重、大、拙为一切中西文学艺术之批评标准,与《人间词话》之意境、气象、不隔相印证。又以希腊悲剧之崇高严肃释重字,音乐美术之返本归真释拙字,宗教哲学之无所不包释大字。推之自然科学,则大胆假设为大,小心求证为拙,而探求真理为重。以此论诗,则渊时以拙,太白以大,少陵以重,以此论词,则后主以重,东坡以大。乔大壮氏曾以李易安之‘满地黄花堆积’为拙,而王静安氏则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不隔之名句。以此入画,则山水为重,天地为大,一竹一草一人一鸟无非本来面目矣。” 


更以一樵先生《论诗》为例: 


“诗原不可论,三百首犹存; 


沛以浩然气,大哉般若门。 


浮云轻弱水,泰岳压昆仑; 


便有神来句,了无梦里痕。” 


第一、二句指诗经,亦即泛指“诗”;三、四句指“大”;五、六句指“重”;末两句指“拙”。实则此三标准,若与创作过程中的意、情、景相配合,则意为重,凝重为重,而非痴重,子目可以包括自然、含蓄等;景为大,浩大之大,而非浮大,子目应为雄浑、清空等;情为拙,诚拙之拙,而非笨拙,子目是真情、曲折等。能水乳交融地表现出意、情、景,当亦承担得起重、大、拙的批评。一樵先生自己的创作,便有不少现成的例子。 


属于意重,而“浮云轻弱水”,表现自然者,如《天心》:“午夜人声静,空山鸟语稀。”体会自然至于入微,则自然亦为表达情意的一部分,怀梯黑教授物之感性部分,可以拿来作“景因意动”的注脚,表现上系是写景、素描,没有说些什么,实际上有多少命意尽在不言中。《塞外江南》:“未梦江南寻塞外,已随明月到南疆。”《和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鸟飞有时归,云去不复还”、“花开终须谢,无关造物情”、“心闲自能省,知足不求余”,信笔拈来,似是漫不经意,实际上,作者命意,已变为自然的一部分,所谓“心本无情因景有”。余如《娄关》、《蕉舍》等首,类皆情发于意,而情之能达其意之真者,重在自然浑成,情意无一分间隔。情意本相关,分论之,意与景合,则安于凝重,情与事合,则属于本拙。本拙项目,后当细论之。 


意重表现于“泰岳压昆仑”,似乎有两条路数。其一为壮志凌云,但由于中国民情的敦厚,没有过于偏激,走上悲剧的路子,大都是“郁勃情深”,表现着雄浑的气象,此点,俟叙述“景大”时再论及之。其二是“寄与深微”,含蓄不露,事难以理窥情测,而意内言外,曲径通幽处,韵味无尽、无穷。和真情流露在一道,这是中国诗的正宗。与上述的分别是,上面是写意兼写景,意在景中了无痕迹,可以说是重而不滞;这里是情、景相关最吃紧的部分,或以事出之,情生意立,或以表面上像是漠不相关的辞句来调谴自己,“买断清风不费钱”,或于豪放中兼具隐约,使知其意者,读来欲罢不能。例子如:《柏溪行》:“欲挽韶光住,莺声一往清。”《曲江》:“一夜雨声惊客梦,九龄风度仰危楼。”《雨后晴虹》:“雨后晴虹雪后山,柔情何处不相关。”《长林园》、《扁舟》及长短句《浪淘沙》,大都曲意传情,流露无穷韵味。至于《海外集》大部分赠人、题画诸作,吾人此际,“不作客乡居”既不可能,而自往还交游中,为支离时代,纪录一部分侧面的历史,此情此景,亦壮亦悲。诗中《和纯孺秋林散步》: 


“传语还凭马上诗,燕歌慷慨楚歌悲; 


秋林红叶争辉映,大地丹心孰信疑。 


云耀昆仑星烂漫,沙飞瀚海月归迟; 


重洋更比重山远,客里心情梦里知。” 


是正面的描写。《赠程及费城》:“水上人家好,桃源海外幽。”是反面的描写。 


景大方面也可以分两层来说。“沛以浩然气”,指的是胸怀的雄浑。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大块假我以文章”,是从对象出发,从外景写入,江山培养了人才;反之,人才,风云际会,大气磅礴,更可开拓着江山。此江山之开拓,因为中国人素来便是敦厚的,能纵能收,不太走极端,最得意时,慎戒趾高气扬,即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也出之以达观知命,很少演出了悲剧。这种能纵能收,表现在诗歌上,便是“雄浑”,荡气回肠。如《落日》中“九疑风引泪,三户血成花;楚水千鞭断,湘波万橹斜。”《喜闻鄂豫双捷》之一: 


“汉帜潇湘展,黄河水又清, 


中州明月夜,万里大江声; 


秉国元戎算,人怀猛士行, 


三游歌至喜,八表望功成。” 


《花溪小憩》:“不饮扶桑誓不休,且封茅酒作溪游。”《千秋岁》:“戎马关河寄,兵甲风尘洗。” 戎马关河、兵甲风尘关系切近,意象平常,但用了“寄”字联络关河戎马,“洗”字贯串兵甲风尘,则于平常的关系中赋予了不平常的意义。戎马寄迹于关河,关河亦付托于戎马;“兵甲风尘洗”,是免战罢征呢?还是经过了兵甲风尘的洗涤,达到了更高非战非争、亦战亦争的境界?接着是:“明月下,青山里,寻梅香满袖,访鹤欣联袂。朝雾散,一泓初涨嘉陵水。” 戎马、兵甲或许与自己有关,或许竟是解甲归来?或许与自己无关,叙述的只是愿望?而归结是与自然合拍,“一泓初涨嘉陵水”,是关河,是景?也是情,是静定后再度的戎马风尘?所以接着是《筹边》: 


“筹边岂必欲生还,留得丹心照雪山; 


指日河清东海靖,重来策马出阳关。” 


与《汉四杰》中的:“漠垣明水草,博望动祁连”,“都护天山远,勒铭瀚海雄”等,无此江山,便无此气魄。《和杜甫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写江山,江山如诗如画;写豪情,豪情风飞雷厉,音乡健捷,片段离合,各有情致,谁说诗不可以“和”?《岁暮有怀鼋渚》: 


“龙马风云走,乾坤日夜浮; 


遥知千载后,仍泛五湖舟。” 


此诗上接往古,下通未来,咏的是鼋渚,开拓的是自己的心胸。时间的存在,几乎等于零,便也轻轻地掌握了时间。所以:“龙马风云走,乾坤日夜浮”都有把握地,遥知千载之后,仍然泛着五湖舟。这是气魄,也是气势。 


“大哉般若门”可以说是“清空”,是“能收”的一面,非为浮面,而为“水深则回”的自然现象之一。体味有多深,便有多少空际留下来。消极言之,是“水充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一切顺序行止,胸中了无罣碍;积极方面,此心亦可作收敛的开拓,预留地步,空隙足以转身。消极方面的例子,《入蜀》:“离乱遭逢憎世故,浮生排遣托天涯。”《慈云寺》:“世事岂应多挂齿,夜阑未卜几凝眸。”《百字令》:“人生一梦,江山一片如雪。”空际转身,则数《离亭燕》:“壮志薄云霄,明月清风无价。”无价明月清风,由壮志开拓得来;壮志开拓的,只为明月清风,是属于收敛的。《烟雨山川图》:“曾识山川真逸趣,方知烟雨古今愁。”了解山川,才了解古今烟雨的意向,古今烟雨,当亦助我润色山川,收而放之,结句乃有:“山自风云水自流”,未为山水划界线,山水中有我,我中亦有山水矣。消极和积极同时并用的,有:《雾里三首》、《春来三首》、《诗中有画三首》,皆为丁酉年之作品,会心山川,气象万千,机动有如常山之蛇,触体首尾俱应,缘因有空际,不执着,可供独往独来,更可供灵魂的往来。不自外,然后可以兼收并蓄;不自小,而后能大! 


“情拙”,亦即“本拙”,可以分几方面来说明,“本”是“返本归真”、“本来面目”之“本”,亦为情真,意诚,是指诗心、诗意而言。“拙”乃“不隔”,非专论技巧。但若就技巧而言,不堆砌,繁简有度,适切技巧的运用,能使神来之句,“了无梦里痕”。所谓“神乎其技”,已入“修辞立其诚”,和内容打成了一片。诗句如:“淳化原无外,高情岂不群。”(《悼泰戈尔》)“不知云出处,何意月来归。”(《和陶渊明归田园居五首》)“悠然上云山,怡然以自得。”(《春雪》)又:《乙未岁寒杂咏二十首》之一:“扁舟一叶下长川,不羡沙鸥不羡仙;独钓烟波千万顷,风清月白自年年。”都有陶渊明的气息,正如《海外集自序》云:“余和陶诗,所以学其拙。”而熟练技巧的表现,无过于《鹊踏枝》中的:“凤盖华旗虹彩散,人去黄昏,月照关山遍;水涨平湖风皱面,横空雁落沙洲限。”粗浅说来,自第二句起,人与黄昏俱去是“去”,但带来的月儿照遍了关山;平湖水涨是来,风皱面是逆,是拒,归结到横空落雁,带来了天末的消息,是第一句“虹彩散”必然之“聚”。《如梦令》里的:“前去,前去,去问曲江何处?”却用声音、文字的重覆,试着曲通意与景,可与“意重”项下的“意与景合”参阅。诗心、诗意中“情真”的例子,《南华寺》:“一尘浑不染,万象尽皆春。”一尘不染,亦即“真常不二门”,无心理,更无物质,而“万象尽皆春”,有着浓厚的邵康节的气象,无尽而有尽,自德性而见天心,通过神秘的核心,自无天人之隔。这是顿悟基于纯真,自禅理说明着“不隔”。至情的例子,如:“涂山原蜀女,落地始天真。”(《植树节》)与“家书来万里,落地有清音。”(《清音》)这种情与景合的叙述,已屡言之,兹不复赘。至若真情的流露,是“感时花溅泪”,往往与事合,不得不言,即言之不能获已。有时直叙胸臆,有时曲笔传心。《遥祭先祖母》:“如画江山逢巧夕,停林宿鸟又安归?”唯有宿鸟能状无可奈何的心情,或许宿鸟也不可能罢。“又安归?”对宿鸟是写实,可以描绘;自己的心情又如何安排呢?《先父六旬纪念》:“万国旌旗明指掌,满天星月叩灵襟。”的第一句,“实不啻太平洋战争同盟国成立之预言”(《蕉舍吟草序》),第二句,无视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了陆放翁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同样属于预言性质的,有《摸鱼儿》开头为:“更难收莫愁烟雨,矶头燕子飞去”,接着:“江山不语,问花落花开,花残花好,非雾亦非絮。”写尽秦淮秋景,直至:“风莫舞,怕乱叶随风席卷中原土。 


兴亡最苦,且共抚危拦,秋声环绕,更上一层处。”风人意旨,藉秋声宣露,更不幸而言中矣。《锡金感怀》七律下半段; 


“何意王师轻出塞,徒教藩国失和戎; 


追怀六十年来事,汉月依依入梦中。” 


“追怀”两句写藩属虽已脱离宗主国有年,而内向之情,以“汉月依依入梦中”出之,一以见民情之敦厚,二以事实否定“何意”两句,筹边者轻启千戈,未知安边与和边之可贵,徒使边民的怀念,仅限于“汉月依依入梦”而已。《沙坪坝喜闻日寇投降》:“八年涕泪愁何在,万里江乡梦亦疑!”让我们记起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虽非绝对意外,太真实了,“犹恐相逢是梦中”。《悼黄方刚》: 


“彭殇修短倘前知,柱下精研枉作师; 


岂信著书能却病,犹怜好学每忘饥。 


家贫儿让山中果,世乱妻吟海外诗; 


呜咽长江怀故友,清明时节雨如丝。” 


不管认识不认识黄先生,读到著书却病,好学忘饥,“家贫儿让山中果,世乱妻吟海外诗”,能不怅然!文字感人,为文字所不能形容者,类皆如斯。直叙胸臆的好例如:《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和杜甫诸将五首》,怀古所以咏今,感触是真实的。至《题菊》诗,不啻以杜甫《秋尽》:“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得好开”为注脚,而写此时地“绛绿丹青各有情”的心境和愿望,娓娓道来,情难自禁。 


下面略举曲笔传情的例。《思归》:“识字由来苦,求全百事非。”一樵先生写此诗时,正是辞官不得,事与愿违,识字有见识是苦的,做着众人的事,犹不能求全,于心何忍?行文却从曲笔道来,更觉酸辛。《白首》:“白首嘉陵客,青春字水痕”,接着五、六二句:“入世多情累,诸天我佛尊。”“青春字水痕”,可于涕泪中强作笑语,有着“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受,而无其如许动哀愁。《茅庐》:“流水苦望收京早,烽火家园柳万条。”是“苦望”先于“家园”的意念?是因为家园柳已万条,才亟望收京早?若在时期上,有先后的肯定,必不实不真,曲意传情,二者同时真实而不假。《流霞》:“涂山倘有燕云意,飘泊西南说旧京。”涂山岂能有燕云意?飘泊西南,旧京犹可说乎?《西陲》:“咫尺西陲路万重,为迎冰雪愿常冬;御风一日仍吾土,忆万斯年挺劲松。”白居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咏卖炭翁个人,以“一叶知秋”的笔法,写出人民普遍的感受。《西陲》作于辛巳年,是对日抗战的高潮,全国每寸土地,不管前后方,都要需要血汗的供养;这里“为迎冰雪愿常冬”,确保西陲——其义远过于巩固西陲——亿万斯年为吾土,吾心亦当如古松之挺劲后凋。词中《临江仙》:“崖悬梅倒发,石压笋斜生。”《一剪梅》:“客里江乡,梦里家乡。”《浪淘沙》:“为梦南寻塞外,塞外江南。”自成一组,心情曲折,自然亦曲折,字句重覆,心情亦回环宕折。大约由于词的结构,比较有伸缩性,一樵先生,于长短句自由运用中,婀娜里不失纤细,刚健的笔端,常带柔情。 


《海外归来寄友》: 


“艰难最是承平后,痛忆焚书一炬秦; 


蜀道归来重赋别,东西南北漫游人。” 


此诗作于丙戌年,当时惨胜后的变局,过来人自能记忆。做个东西南北漫游人,十六、七年来才尝遍了滋味。诗可以成为史,也可以成为预言。 


上面以重、大、拙三标准分开叙述了一樵先生诗词的特性。分开来讲,只为叙述的方便,加强重点的说明,事实上,重、大、拙三位一体,不能分,不可分,合了成为标准,单独分开来便不能成为标准。就像一樵先生的诗词,分着来研究,有字与字的序立,句与句的比立,首与首的分立,而这些序立、比立、对立,都有一贯的脉络作联系,而它们的全体大用,则集中表现一位艺术家的良心,诗人的良心:用绝对乐观的态度,爱国民,爱民族,爱全人类。诚如华滋华斯所说,在一樵先生的作品里,无论为诗为文,都坚持智识的是快乐的。快乐的感染,传受,在其诗、词中,不管是一首,或全部,是翻译,或创作,都符合诗人夫洛斯特的:“开始于愉快,而以智慧终结。” 


复次,于结束本段之前,我们来谈谈一樵先生的译诗集《海滨集》。一樵先生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提出译诗的主张,第一,千万不可用文言(更不可用律诗);第二,应该用自由体(Blank Verse)试释。他在体验中,两方面都做到了。他自己虽然不写新诗——应该说没有发表新诗——,他对译诗的主张和实施,正合于新诗的基本精神。在此处,我们可以约略泛论一樵先生对新诗的认识与主张。他认为新诗,“不但文字要合于时代,思想、观念、情感都要合于时代。”这是无可否认的,大家正往这方面努力。他又说:“唐诗宋词的辞藻不一定可以入诗。”这句话可能引起争论。不单辞藻,连命意在内,都应该只问好坏,不问古今新旧。李经兄在《介绍<埋沙集>》文中,曾说传统的格律可以直接化为新诗的节奏,古意与成语加入了新诗,造成顿挫,更“以顿挫更换旋律,以旋律拓展情感的深度。”一樵先生对上述的主张,包括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书中,后来,在《唐宋长短句》的序文里: 


“新词必须创造,创造时可参考之主要资料有二:(一)中国固有文学,由诗经、离骚、古诗、绝句、律诗、而长短句。(二)西洋文学,包括诗、歌、诗剧与歌剧。诗贵乎有音节,用韵亦可自由变化,但不一定合于歌曲。” 


这段话第一点,已肯定唐诗宋词为新诗的主要参考资料;第二点外国诗给中国新诗的影响,已超过了一樵先生所说参考的范围,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好坏各半,喜惧随之;第三点,关于诗的音节、用韵,与不硬性规定其与歌曲的关系,凡稍具语文变化之常识者,必有同感,但若非于这方面下过工夫的,不能道出此中甘苦,如许亲切与中肯。《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又提到:“诗不一定有音乐性。”诗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复杂,有机会时,再为文详论。 


《海滨集》计有西洋名歌四十四首、诗三十三首。原作者包括美国爱伦坡,法国嚣俄,俄国普希金,德国哥德、席勒、海涅,英国斯宾塞、莎翁、米尔顿、华滋华斯、丁尼生、哈代等。题材经过译者选择,辞义、音调等都注意到了,思路和表现法,有异于我们固有的传统,值得借镜。曼殊斐儿(John Masefield)的《释迦牟尼》共分二十余节,快近二百诗行的样子,占了相当页数。此诗以释氏一生为主题,佛教精义与印度特殊的地理环境,末于叙述释氏心理变化时,汇通深入。译文已尽能事,原作以我们东方人的眼光看来,不算是成功的。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磨坊主的女儿》: 


那磨坊主人的女儿 


长得那么,那么甜美, 


我情愿变做玲珑玉, 


轻颤在她的耳旁; 


我好日夜躲在卷鬓里, 


抚她柔白的颈项。” 


“我情愿变做香罗带, 


围她纤小,纤小的腰, 


让她的心贴着跳, 


在耽忧或是安逸; 


跳得对时我应当知道, 


好把她系得紧牢。” 


“我情愿变做珍珠串, 


悬在颈里整天起伏, 


随着她酥胸的呼吸, 


在欢笑或是叹息: 


让我轻巧,轻巧地挂着, 


不需要夜间卸去。” 


全诗抄录在这里,好处是多方面的。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领会与解释。有两点,我认为应该提出的,第一,三个“我情愿变做——”分领了三个诗节,容易使我们联想陶渊明于《闲情赋》中连续用了十个上下的“愿在——”,将美人左右的事物拟人化,自己在三度空间里(Three dimension)俳徊推测美人的心理,每个肯定带否定的答案,情思婉转缠绵,是极清新的抒情诗,正不必因为是陶氏写的,说它是“白璧微瑕”;第二,一樵先生也以古意和成语组成音节,翻译此诗,其效用亦如李经兄所说,或以之更换旋律,或伴随旋律,开拓感情的深度,这样,以内在韵律的关系,控制了近于整齐的诗之形式,而“玲珑玉”、“香罗带”、“珍珠串”,越过了物质的边缘,变成了意象,一个加深着一个,最终,不舍昼夜,分享了磨坊主人女儿的欢笑或是叹息。在译诗里,有时暂不必为内容排比,更见出中国文字的优美,吉卜宁(Rudyard Kipling)说“东是东,西是西,二者永不汇合。”在这里,应该打个大折扣。哈代(Thomas Hardy)的《原来的歌》因哈氏本人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表面上像是平铺直叙,而内里多幻化,奇峰突出,歌声已完,意犹未尽。哈氏写过不少好诗,也写过不少坏诗,至今,英美出版界仍然没有一本像样的哈代诗选,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达理(George Darley)《像是爱》第一节: 


“请你看玫瑰树。当西风 


对她吹得过于猛烈, 


她回转她的面颊; 


但若有一刻风收, 


她把面颊又朝着他, 


有意要他停留。”


想像丰富,观察自然物象,精细到遥闻喘息。我们不应太大意了,轻轻放过,应把它开展为新诗宝贵传统之一,加以发挥、运用。普希金(Aleksander S. Pushkin)《给诗人》:“赞赏乃在内心:你自己是裁判人。”诗人的内心生活,免不了孤独。诗歌的译者,孤独之外,更有两面受敌的机会。有人说,中国诗的艺术,离不开画;西洋诗则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除了少数例外,如柳永、周邦彦词中带有极浓厚的音乐成份,济慈(John Keats)诗中有着活生生的画意,大体是对的。如何于诗中画、画中音乐,复杂错综的移位竞赛之后,再作文字移译的排比竞赛?实在值得研究。《海滨集》的译者与读者,双方的任务都没有完,应该切切实实说,刚刚才开始。但《海滨集》是一个好的开始。 


(六)余论 


从这里入手,我们再回头看看一樵先生四十年如一日文艺创作的成就,与孜孜不卷日夕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指出历史渊源,如像我们是从求善的社会改革开始,今后的路向,应展开美化人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若更辅以不分内外,上下打成一片,尽善尽美的“天人合一”之真,这为东方文化发展的自然成果,为西方文明未具备的宗教精神,正可以用来作桥梁,沟通彼此的了解,进而实现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那么,很明显地,西方文明所缺乏的部分,正是我们足以供应的部分。若舍此路而不求,当人家无路可走,跑来跟我们商量答案的时候,我们还是唱几十年前的老调子,抬实验主义下的功利招牌,拖紧所谓文明的尾巴,伸手向人家要求金钱的援助,然后挺胸保证,再过几年或几十年,可以迎头赶上。西方已吃了工业技术之发达,而贫富悬殊、人与人间憎恨多于了解的亏,试问我们可赶上的是些什么呢?所答非所问,问答两方,皆将歉然的。 


这样说来,或者有人要问,中国社会已然是十全十美了?当然不是的。中国社会的缺点,有些地方,已由一樵先生用诗歌、散文等形式先后提及。不过中国人有隐恶扬善的美德,有所批评,话语十分委婉,从来不说尽,而读者于字里行间,处处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命意。更有进者,我们是否可于这等处,根据文化交流的原则,或者我们的缺点,正是人家的优点,我们可虚心向人家学习?一樵先生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与《世界教育的改造》,引用外国学者的地方特点多,应该事出有因的。但他还小心叮咛:“我们国家穷,必须有穷办法,不必一定抄袭外国的方法。”他本人曾建议,以我们现成的秤,让学生实验杠杆定理(《科学教育》)。陈寿《三国志》记载曹冲称象的故事,说明阿基米特的原理。穷办法不失为办法,并不失为真。 


这是我再四详读《顾一樵全集》后得到的结论,也是我亟于写这篇介绍文章的原因。或者有人更要问,这样拖拖拉拉写来,太长或太短呢?答案同时包括了肯定和否定。若果能写得短,又有意思,当然是求之不得。不可能时求其次,拉长点写,希望偶然有一二处,道出了原作者的原意。若果写长了,读者不知所云,那么不如不写。若果写短了,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比不写还不如。这篇小文,究竟该属于那一类,我自己毫无把握。有两点相信尚有把握的:第一,当我知道《顾一樵全集》准备印行的时候,我以虔诚的心情,等候着它的出版,并且自忖,内容方面除了太专门的科学论著,其他,应该不难花费点心力便可理解的。不想,《全集》递到手边时,不少东西须从头学起。譬如说,农村问题,自以为从小生长在乡下,该不至于太隔膜生疏了罢?实际上,大谬不然。个人所有的知识,仅从农民受压迫痛苦之经验中得来,不无偏激不平的倾向,事实上,并未从现象中研究其基本原因,并因之而了解国家于农政方面的决策。现在,乘读《全集》的机会,读了《耕者有其田》等论文,又重新读《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张丕介先生翻译达马士克的《土地的改革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和程兆熊先生有关农业问题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欧陆合作的运动等,拿来和一樵先生的建议案相印证,才有点眉目,却不敢说自己的理解不会错。这,一边证明一樵先生学问的渊博而且精湛,一边,要如何才可以说读书有心得?书本上的知识如何与经验融会贯通,像一个国家的农业政策一样,使土地的开发便也是心灵的开发呢?这些,都不是容易答覆的事。第二是,处此青黄不接的时代,不管生活在那个社会里,如像一樵先生,做一个诗人及剧作家,心是良苦的,做一个科学家,不无疑惑自己努力的方向是否将带福利给人群社会,若更以不忍人之心,出而从事实际政治的工作,该有如佛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意,纵然有极乐世界,自己亦当留到最后才登临。临到此时流亡海外,一樵先生还不断为中国文艺复兴撒布种子,随处培植根苗,并于授课之余,犹“不殊风景犹如昨,独立苍茫自咏诗。”(《扫叶楼访诗僧记》)吟咏家国之思的诗,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都将成为史诗!大约是两年前吧,根据个人观察的结果,我写信告诉香港《人生杂志》编者王贯之兄,关于羁留此邦中国学人的消息,曾引两句唐诗:“岂依地气暖,自有岁寒心。”我深信所说的是老实话、良心话,今便以之抄赠一樵先生,并祝其六十大庆,真是“秀才”人情纸半张,重在仰慕之意而已。 


还有,最先该交代清楚的一句话,不想留到这里才说。记得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于其散文集《致读者》序文中,一开头便说,这是一本诚实的书,因为写的是赤裸裸的作者自己。结尾,他请求读者看完了书本后说一声:“再会,蒙田!”我想,每个写介绍文的人,无人不说老实话,更无人不希望读者随时搁置下来,连“少陪了”也不用说,直接找部原著来阅读。


一九六一年七月    


来源:《人生杂志》277期至2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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