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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科学家顾毓琇与音乐之情缘

《中国音乐》2003年第4期

科学家顾毓琇与音乐之情缘

       ———纪念顾毓琇先生逝世一周年        


徐 湘

(江南大学艺术系  江苏无锡  214036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学人,顾毓琇先生平生钟爱音乐并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将对顾毓琇漫长人生中有关音乐事迹进行回顾、归纳与分析,以此作为对这位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毕生所从事的人文科学实践活动全方位研究的一个分支,期望从中获得更多积极而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顾毓琇音乐事迹 归纳分析 


纵观历史上许多科学家与音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著名外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鲍罗丁等和中国的李四光、赵元任等。作为国际著名电机工程和自动控制专家的顾毓琇先生也是如此,并且有着较为特殊的关系,他的一生很难用单一“家”的名衔来概括,而他在音乐方面的非凡经历和颇多建树就足以使他在拥有众多的“家”之外再添一个“音乐家”的名衔。 


顾毓琇先生不仅在理工学科方面极有建树、硕果累累,还精通擅长文学戏剧和诗歌音乐。由于从小爱好古典文学,喜读中外文学戏剧名著,吟写诗歌散文,早年就读于清华时他就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担任学生剧社首任社长和文学社戏剧组负责人。他自18岁起就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1920年—1921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翻译完英文短篇小说12篇、剧本2个。20岁起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并自己编剧,1922年仅一年内他就完成短文15篇、编《孤鸿》四幕剧1部、写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至翌年2月完成,6月出版。此后他又陆续编写了多个剧本,《荆轲》、《苏武》、《白娘娘》、《岳飞》、《西施》、《古城烽火》等)部剧作的成功上演,奠定了其作为中国戏剧艺术一代宗师的地位。38岁以后,顾先生以写诗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诗词歌赋的创作,数十年来共编创各种诗词歌曲近七千余首。鉴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建树,1975年巴西人文学院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1976年在“第三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他被授予“国际桂冠诗人”的荣誉称号。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科学文化底蕴的学人,顾毓琇先生平生钟爱音乐并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本文将对人称“硕学通儒,文坛翘楚”的顾毓琇漫长人生中有关音乐事迹进行回顾、归纳与分析,以此作为对这位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毕生所从事的人文科学实践活动全方位研究的一个分支,期望从中获得更多积极而有意义的启示。 


一、钟爱音乐,诚交乐友


无锡,这个太湖之滨“充满温情和水”的地方,也是钟灵毓秀、文才辈出、弦歌不辍的吴文化发祥之地。出生在这里的顾毓琇受到环境和长辈们的影响,从小能歌善唱,耳濡目染,对民间歌谣和戏曲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虽然其日后擅长工理运算,通达文哲史地,精于诗歌戏剧,但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爱好,且在后半生愈发弥老弥烈,以致于投入较多精力潜心研究古代诗词乐谱,整理出版歌集,录制唱片,其乐融融,伴随终身。谈及顾老对音乐的钟爱和对师友的情谊,以下事例可以证明。 


1923年春,奥地利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克莱斯勒访华来京献演,得此消息,当时尚在清华高等科就读的顾毓琇非常想目睹这位世界级大师的音乐风采。由于学校距离城内演出地点很远,怕耽误时间,他便与同班学友梁思成一起“向曹云祥校长借车驶赴城内,方赶得及听演奏。”[1]1940年12月,时任重庆国立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的顾毓琇和夫人王婉靖应邀去成都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成都年会。期间,顾毓琇夫妇特抽空“游昭觉寺,听贾瞎子唱道琴。”[2]1950年夏,顾先生将63首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编为《海滨集》,“其中的24首诗歌配有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等人的音乐,另外7首译成般配于伏而迪、奥芬巴赫、普契尼等大师们名曲的体例。”[3]另外,得知年事已高的顾老仍爱听故乡苏昆曲调,2002年5月,“南京钟山诗词社的徐立梅女士将顾老的《一剪梅》词《爱我邦家,护我中华》和江泽民主席赠顾毓琇老师的诗《重教尊师新天地》谱配成昆调,请名家演唱,录制成CD盘挂号寄出。”[4]不幸的是百日之后大洋彼岸便传来先生病逝的哀讯。 


顾毓琇先生为人仁厚诚信,“他尚友天下名士,光诺贝尔奖得主则当以十计,师友中成名成家者,则当以数百计。”[5]在他曾经交往并且关系较密切的文学艺术家中就有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冰心、梁实秋、钱钟书、曹禺、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潘玉良、田汉、洪深、梅兰芳、周信芳、赵元任、应尚能、吴伯超、马思聪、费曼尔、喻宜萱、邵光等众多著名人士。关于他与一些音乐家的密切交往,顾先生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期颐集》中曾刻意记述:50年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期间就曾与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1892-1982)夫妇过从甚密;同为清华1923级的声乐家、作曲家应尚能(1902-1973),1941年曾为顾毓琇新编历史剧《荆轲》谱写插曲并指导国立音乐学院学生试唱;1940年秋,指挥家吴伯超(1903-1949)指挥交响乐团排演由顾毓琇首译为中文的“贝九”第四乐章《欢乐颂》;抗战时马思聪(1912-1987)在渝组织交响乐团,“本人相识后,即劝其作曲,可以传世。”[6]抗战胜利以后,与顾毓琇夫妇认识多年,成为知己的女高音歌唱家费曼尔在巴黎演出成功,在谢幕时曾演唱由顾翻译成中文的《蝴蝶夫人》选段,“殊以为荣”;作曲家邵光教授是他在重庆青木关担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时招入的首届学生,“解放后赴美国,在纽约定居,除了教学生外,努力作曲。本人填词,邵光作曲,中央音乐学院1991年冬举行‘顾毓琇作品演奏会’,曾演唱邵光作曲的数首。”[7]此外,定居国外的顾毓琇先生还时常惦记着当年国立音院共事的同仁,1973年顾老夫妇回访大陆后,曾专门看望过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育家喻宜萱等教授。 


二、抗战期间音乐二三事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在汉口改组为抗战政府,顾毓琇先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受命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任教育部战时教育研究委员会和中央建教委员会主任委员,至1944年夏,长达6年半时间,“对抗战教育作了一系列积极有益的工作,贡献巨大;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8]其中也包括在音乐工作方面所做的令人瞩目的几件事。 


1、首译“贝九”《欢乐颂》 


“快乐!快乐!快乐!美丽的神光辉煌。天国仙都的女郎,我们陶醉圣火的热狂,创进神圣的天堂。你的精诚重新团结,扫尽世俗的参商。四海之内皆是兄弟,看你的柔翼翱翔。”………“谁曾享受伟大的幸福,只一个知己相亲。谁曾求得恩爱的淑女,还请来欢庆同伸。呀,谁若有密契的知心,普天下仅此一人。倘没有遇见,且让他,啜泣着离开人群。”………“快乐!万物一饮千盅,从那大自然的柔胸;一切美好,一切丑恶,紧跟着她的玫瑰芳踪。自然赐给我们香吻,朋友却是到死相从。虫豸也得领受欢乐,天使长守护着圣宫。”………“拥抱着欢爱吧,拥抱着欢爱吧!这世上无双的一吻,无双的一吻,无双的一吻!这世上无双的一吻,无双,无双的一吻,无双的一吻!”………“快乐!快乐!美丽的神光辉煌。美丽的神光辉煌。天国仙都的女郎!快乐!美丽的神光辉煌,神光辉煌!”[9] 


这首神圣而美妙的诗篇,是顾毓琇先生根据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原作翻译成中文的。1940年我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双方相持阶段,为了向国人奉献英雄主义的思想,进一步鼓舞抗敌的斗志,成立不久的重庆国立交响乐团即准备排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其中声乐部分的长篇歌词唱段需要翻译成中文演唱,但当时国内尚无中文版本,身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顾毓琇先生非常关心此事,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在百忙中抽暇,于1940年夏天凭籍自身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比较娴熟的拉丁文翻译基础,将德文版的歌词译成了中文版的《快乐颂》(即《欢乐颂》)并于9月中旬在“重庆连同乐谱一起由大东书局出版。”[10]由此顾毓琇先生也成为国内翻译《欢乐颂》的第一人。 


2、首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 


我国现代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由蔡元培先生1927年11月创建于上海,1929年9月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萧友梅任校长。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音乐专科学校即被汪伪政府接管,更名为“国立上海音乐学院”,届时许多师生纷纷辗转到后方,部分教师则离校另办一所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而在四十年代初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由抗战政府教育部在后方城市重庆青木关创建的国立音乐学院[11],集合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教师和造诣颇深的专家教授,在后来培养出一大批有音乐才能的男女青年。当时国立音乐学院急于开办,尚无合适的专任院长人选,鉴于战时物质匮乏、经费紧缺,为了使学校能够按时取得教育拨款,便于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关心音乐教育事业的顾毓琇便主动兼任首任院长[12],从1940年11月起即开始负责紧张而忙碌的建校工作,直至1941年秋专职院长杨仲子到任为止。其间顾毓琇还兼任国立实验交响乐团团长,日常工作则由音乐家、指挥家吴伯超先生具体负责,“贝九”第四乐章《欢乐颂》即由该团排练于40年底公演。 


3、建议以348频率为黄钟定音高。 


中国古代乐论《管子?地贤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不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而其乘,适足,以是成角。”[13]黄钟,也叫黄钟律,[14]为中国古代音乐中通过“三分法”所得十二律之首,中国历代的所谓“定律”,一般皆指为黄钟律确定音高,并以此为标准来推定其他各律的音高。因此黄钟音即为中国古乐的“标准音”。在中国古代社会,律、度、量、衡之间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而传统律学均以振动物体的长度来计算音高,由于历代(包括各诸侯国)度、量、衡单位标准的不统一,致使黄钟“定律”的音高差异较大,长期以来莫衷一是。对此,曾引发起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顾毓琇先生的深深思考和忧虑:“惜乎年代久远,音律易失。盖每逢盛世,尺度合乎标准,音律务求中正;但当国势力衰微,世风不古,度量衡难乎标准,趋于纤小,而音律败坏,民俗浇薄,为害之烈,可胜言哉!”[15] 


1941年春,时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先生以一个科学家的执著和钻研精神,运用功底厚实的数学、物理知识,通过细密的计算,发现黄钟音(f1)与西洋自然律中f1音高频率相等,皆为348Hz(每秒钟的振动次数),而由黄钟律作为基础产生的姑洗音(a1)与国际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之标准音a1的音高频率极为相近,为440.4Hz,从而得出将黄钟的标准音高定为348频率之结论。随后,在顾毓琇先生的积极建议下,1941年4月13日,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专门开会讨论此问题,“顾委员毓琇提:古来学者,讨论黄钟音高,互别是非,迄无定论。各家黄钟高下不一,相去悬殊,难于决择。今日欲求推广乐教,改良乐器,应以统一音高为前提,拟采348振动数为黄钟之标准音以利进行案。”[16]最后表决结果为一致通过。其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为黄钟定音的依据和意义,在1942年4月上旬为庆祝中国音乐学会成立而举办的音乐节里,顾毓琇特撰文发表了《黄钟定音记》,该文章后来刊载于同年7月份出版的《乐风》第二卷第四期上。 


顾毓琇先生在四十年代初期提出并且得到确认和推广的“黄钟定音”,在当时的确可看作是一项超越前人的卓识和贡献,其对于恢复和表现中国古代音乐的音韵风貌、对于进一步研究开发中华古乐以至于“重新奠定国乐之基础”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今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也还是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 


三、译整理古诗词歌谱


人类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将文学与音乐的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传产生于我国远古黄帝时代的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17]其简短而形象的唱词就体现了文学与音乐的结合。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便是以音乐的不同体裁与性质来划分出“风、雅、颂”三个部分并且经孔夫子“弦歌之”,诗乐合一,每篇皆可入乐歌唱。然而“《诗经》以后的诗歌,除楚辞、汉乐府、唐声诗、宋词外,其余的绝大多数诗乐分家,不能入乐歌唱,……”[18]这种诗词与歌唱逐渐分离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即繁荣兴盛的诗歌文学与形式多样的音乐各自呈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记谱法(指古减字谱和工尺谱)的局限和影响,致使一些经典的声乐作品无法完善地标记曲谱或者大多只单一记录其歌词部分,即使是留传下来数量极为有限的词曲歌谱,但因古谱中的诸多令人费解和不确定性,终究难以重现古诗词歌唱精美之原貌。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顾毓琇先生,自幼经常在吟诵“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等著名诗篇词章的祖母秦氏(为北宋著名词家秦观三十一世女孙)悠扬动听的声调影响下,受到传统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之熏陶。他熟读诗词,精于古词音律,善于吟诗咏词,但对大量优秀古典歌曲的曲谱离失却深感遗憾。出于对中国古代诗礼乐三位一体的深刻认识和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维护,本着“复兴文化,发扬文化”的指导思想,在“海外飘零,作客他乡”的顾先生于50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他为期多年的对中国古代歌谱的整理研究、翻译推广工作,取得了不凡的成果,将我国古乐弘扬世界,厥功甚伟,对祖国音乐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翻译“魏氏乐谱” 


1955年夏,在裘开明博士的帮助下,顾毓琇先生获取了哈佛大学中日图书馆中珍藏的明末魏皓(?—1774年,字子明,系我国明代赴日音乐家魏之琰的四世孙)在日本所刻之记录中国古乐歌谱五十调《魏氏乐谱》之孤本,据此开始将原“工尺谱”翻译成简谱并将其中《关山月》、《玉台关》、《秋风辞》等(首翻译为五线谱。顾毓琇先生在初步完成该套古乐谱翻译工作后,曾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考证了该古乐谱版的真实可靠性和可传唱性。如与日本音乐家林谦三所编译的《明乐八调》乐谱对比,发现所翻译为五线谱的明乐谱八首与“林版”完全吻合,再如将《清平乐》曲谱与原燕京大学范天祥教授于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中的五线谱版相对照,发现仅在倒数第4小节的第一个音符有所差别(顾谱唱名为“si”,而范谱唱名为“sol”)。又如将整理的明古乐谱“其中十二调,经张晓峰先生之鼓励及交由邓昌国教授之指导曾在台北公开唱奏。”[19]1961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一樵全集》中,编者将顾先生整理的这套明乐谱付印于第十一集《一樵文存》之后。 


2、翻译“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1155-1221),别号白石道人,系南宋著名音乐家和词人,由他所标注古工尺谱的十七首自度曲是历代流传至今的最早并且比较完整的歌谱。1955年秋,先生在整理研究明乐谱五十调的同时,选择白石道人自度曲中十余首“曾试译成五线谱,但不敢自信”。[20]1962年秋,顾毓琇先生携妻女去法国巴黎度假,听到由张昊先生订谱,程纪贤先生演唱,某法籍女士用铜笛伴奏的白石道人歌曲,发现乐谱与七年前自己整理出的非常相似,“方始相信各曲均可供近人歌唱。”[21]随后顾先生在欧陆旅行途中又陆续整理了《角招》、《暗香》、《疏影》和《长亭怨慢》等剩余数首,并将白石道人十七首自度曲分别翻译成简谱和五线谱两种谱式(共计34首),每首均重新填配新词,于1963年在商务印书馆以“樵歌集”为题名出版。 


3、配译唐宋歌谱 


1963年,顾毓琇先生花费很多精力进一步研究修订了《一樵文存》中的明乐谱50调,并准备在此基础上编配一套《唐宋歌乐谱》。他先在明乐谱50调中选择《关雎》、《秋风辞》、《白头吟》、《关山月》、《玉台关》、《阳关曲》、《思归客》等由汉武帝、李白、杜甫、王维等人填词的歌谱15首,后又选择《杏花天》、《小重山》、《风中柳》、《青玉案》、《洞仙歌》、《玉蝴蝶》等词谱10首,并将后10首按宋词风格韵律填入自作新词,其中除《风中柳》、《洞仙歌》、《瑞鹤仙》和《喜迁莺》5首仍用原名外,其余皆由顾一樵另题歌名。这样,先后整理了25首五线谱版的《唐宋歌乐谱》,再编译为中英文对照版,于1964年秋“由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惠予付印出版。”[22] 


4、配译宋词歌谱 


1966年起,顾毓琇先生又考虑如何为世人所喜爱并且更适合于歌咏的45首著名的宋词配曲(这些宋词皆无现成曲谱标记)。经过多次选词择曲的编创“实验”,顾先生发现用一些古曲来为宋词配曲“此词配乐,尚无不合”。[23]即选用明乐谱14首,姜白石自度曲6首,加上根据原明乐谱新编订的唐宋歌乐谱5首,共计二十五首结集为卷一;再用姜白石道人自度曲17首,加上明乐谱中由姜白石自注的《翠楼吟》、《角招》和《湘月》等3首,共计二十首结集为卷二。值得一提的是,此卷一、卷二合计45首歌曲中的原歌词下方均并列着顾先生依据宋词格律重新填写,但内容却涉及感悟中外古今民风世情之新词。1968年夏,顾毓琇先生费时两年编订整理的《宋词歌谱45调》(五线谱版)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顾毓琇先生自其编译整理的第一部《明乐谱50首》于1961年面世以来,并未将这些歌曲束之高阁,而是积极推向听众。“他非常注意自己所写的词曲是否能唱,如果是可以唱则决不放弃演唱的机会。”[24]自60年代起,顾先生的部分古乐歌曲在美国就经常被部分独唱家和一些华裔演唱团体作为演唱曲目。1991年春,顾老访问中央音乐学院后,得知该院将举办“顾毓琇作品音乐会”,遂准备回美后将作曲家邵光先生为自己编译的古诗词歌曲重新修订的曲谱整理一份,寄给中央音乐学院试唱和保存。如今,顾毓琇于古诗词歌曲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获得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肯定。 


四、访问国内最高音乐学府


七十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日趋正常化以后,旅居美国22年的顾毓琇先生得以重返他魂牵梦绕的故土。自1973年起至1992年,他曾先后八次偕妻携女回大陆探亲会友,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邓颖超、王震、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1986年江泽民同志曾亲笔题诗赠顾毓琇老师:“重教尊师新天地,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25]1979年起,年逾古稀的顾老先生多次应邀到国内多所知名大学访问演讲并受聘为名誉教授、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以及“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名誉顾问等荣誉职务,并且还在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校设立了纪念奖学金,关心祖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影响以及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设。 


1991年春,顾毓琇先生一行到北京,趁其外孙刘宜靖拜师求教的机会,顾先生非正式地走访了当今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之一的中央音乐学院,观看了钢琴系副主任李其芳教授和声乐系王秉锐教授及其夫人赵碧璇副教授的精彩表演,了解到现今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之一乃系原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昔日的老院长显得格外地兴奋和激动。 


随后,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邀请下,顾毓琇先生一行正式访问了该校,参观了音乐教育基础设施场馆和教学科研成果展览,探望了过去的同事朋友,参加座谈会演讲会等活动,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在办学中取得多项国际国内先进的教育成果,顾先生欣然挥笔题词:“五一年乐育英才,二十一纪振兴中华”。此外顾老还积极倡议在我国音乐教育界设立“萧友梅音乐教育建设奖,”[26]以激励今人更好地努力。 


为了感谢老院长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和厚爱,中央音乐学院曾先后于1991年和2001年两次分别在顾毓琇先生及夫人王婉靖女士九十、百年华诞之际,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祝寿音乐会。2001年12月1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由中央音乐学院和欧美同学会共同举办的“顾毓琇教授作品音乐会”,所选的曲目多半是由顾毓琇填词定谱、依词配曲,或由著名作曲家王震亚和顾老旅美门生邵光教授配曲并由该院作曲系教授编配钢琴伴奏,这些作品有的词曲音调高亢、清越雄健,有的气韵优雅、意境隽永,由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师和著名校友演唱,赵莱青教授担任钢琴伴奏,获得极佳的演出效果。“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和首都近千名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一起观赏了这台颇具学术意义的音乐会”。[27] 


顾毓琇,堪称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长、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海内外媒体公称其为“机电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佳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28]这28个字的确能够比较深刻全面地概括他一生的风采。2002年12月24日在顾毓琇先生故乡无锡,教育部直属江南大学隆重举办了“顾毓琇学术研讨会暨顾毓琇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会”,当晚该校师生激情献演了“爱我邦家——顾毓琇诗词咏唱会”。[29]由音乐专业徐湘副教授根据顾老著名诗篇词章谱写的声乐套曲“铺其乐章,显其声情,付之管弦,呈之舞台”,受到了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和领导们的高度赞誉。显然,音乐会的主办方以这种别具匠心、引人入胜的生动形式来缅怀这位百岁科学老人,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无限爱戴崇敬之情。 


我们寻觅顾毓琇先生的足迹,不仅仅是将他作为一位与音乐有着不解情缘的人的经历事迹加以回顾、考证、归纳、分析和总结,更重要的是从他漫长而丰富的人生旅程上,认识到传统礼教和古典文化,道德修养和理想情操,科学知识和综合素质以及务实求真和勇于探索创新对现代人和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从中可以获得以下几点有益的启迪: 


1、顾毓琇先生一生对于音乐的钟爱及其深厚的音乐素养,首先得益于幼年受到的中国母语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诗词、戏曲音乐的长期熏陶,即长辈和环境的影响十分重要,而在这方面恰恰又是我们当今教育中所暴露出的比较薄弱的环节。


2、顾毓琇先生一生对于音乐的钟爱,促成了他对人生、民族和事业的热爱,同时也塑造了他至善至美、高风亮节的高尚人格,这应成为我们今天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美育和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教育最具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


3、顾毓琇先生一生与音乐的密切情缘,体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水乳交融的完美结合。顾毓琇先生在工理文艺等诸方面所取得的多项不凡成就,实际上就存在着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内在关联,这也是我国高层领导已经充分认识到并正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逐步实行学科知识文理渗透,推进综合素质教育的动因。


4、顾毓琇先生一生在专业和非专业领域获得许多超越前人的重要突破,即使是在音乐方面也同样敢为人先地“首译”(欢乐颂)、“首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首定”(黄钟标准音高频率)和悉心整理研究古诗词乐谱等,取得多项开创性的业绩,体现了其务实求真、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可贵精神,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一代新人进行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有着潜在而巨大的激励推动作用。 


一代宗师顾毓琇先生已于2002年9月9日在美国仙逝。然而,顾毓琇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业绩、崇高的人格魅力以及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精神,对我们以及后代的启示激励是隽永并且至关重要的。

 

参考引用文献资料

1、顾毓琇,《百龄自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1)21页、(2)47页、(3)131页、(10)110页、(25)345页 

2、顾毓琇,《顾毓琇全集》(第7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6)139页、(7)140页、(19)(20)(21)143页、(22)144页、(23)239页 

3、顾毓琇,《期颐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9)136—138页 

4、万国雄,《顾毓琇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105页 

5、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13)46页 

6、陈少松,《古诗文吟诵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18)3页 

7、宙浩,《继承与发扬古典诗歌传统的正确道路———为悼念顾毓琇先生而作》(《顾毓琇学术研讨会暨顾毓琇诞生10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无锡:江南大学2002年12月,(26)46-47页 

8、张昌华,《长教桃李哭春风———怀念顾毓琇先生》(《顾毓琇学术研讨会暨顾毓琇诞生10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无锡:江南大学2002年12月,(4)9页、(28)103页 

9、李飞,《略论顾毓琇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和对我国教育的启迪与影响》(《顾毓琇学术研讨会暨顾毓琇诞生10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无锡:江南大学2002年12月,(5)82-83页 

10、顾毓琇,《黄钟定音记》(《乐风》,国民政府音乐教育委员会编),第2卷?第4期1942年版(15)15页、(16)16页 

11、汪朴,《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顾毓琇教授作品音乐会”》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86期2002年1期(12)封3、(27)封2 

12、蓝南,《中西贯通、文理兼长的学术大师》,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86期2002年1期,(25)96页 

13、史金园,《爱我邦家———顾毓琇诗词咏唱会举行》,无锡:《江南大学报》(纪念顾毓琇百年诞辰专刊)第54期2002、12(29)第3版 

14、缪天瑞等,《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11)138页、(14)177页(17)386页 

15、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 

16、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 

17、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 

18、高天康,《音乐知识词典》,兰州:甘肃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

 

徐湘:《科学家顾毓琇与音乐之情缘———纪念顾毓琇先生逝世一周年》,载于《中国音乐》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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