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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论坛》:顾毓琇历史剧的意义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4期

顾毓琇历史剧的意义  


周 宁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361000)


摘要:本文拟通过顾毓琇五部历史剧中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归属这个问题的分析,探究作者如何在历史人物的塑造与历史事件的叙事中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之于现代历史剧创作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顾毓琇;历史剧;个性意识;国族意识;冲突;归属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2)4-0009-03 


“五四”新文化中包含的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 是一对对立而又互补的概念, 二者之间构成的精神探索的张力, 为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想象与思想的灵感。顾毓琇先生的历史剧创作便是一个典型的个案。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顾毓琇先生写出五部历史剧: 《荆轲》、《项羽》、《苏武》、《岳飞》、《西施》, 在这五部历史剧中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整合, 在历史中的英雄身上以一种浪漫崇高的形式表现出来, 构成剧作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顾毓琇那里, 所有的历史剧同时又都是英雄悲剧。它以历史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为原型, 表现极富冲突性的历史环境中个性与国族意识的关系。荆轲刺秦王的英雄故事在剧中交织着荆轲与秋纹的浪漫爱情, 与高渐离、燕太子丹的友情, 这些展示个性的内容使悲剧场面分外令人感动。在这出戏中, 表现在英雄身上的个性与国族意识是没有冲突的。而《西施》在同样的英雄美人套路上, 展示了另一层意义。西施姑娘为了越国复兴大业被自己的恋人范蠡送给吴王夫差作妃子, 而且深明大义地自觉前往。这其中已经设定了个人爱情与国族政事的冲突。值得注意的, 不是作者在历史故事的原来样式上表现这一情节, 而是作者在历史故事之外设置了在范蠡带兵破吴解救西施的同时, 西施却为夫差殉情自尽了, 或许此时西施的英雄已是夫差了。作者将现代爱情意识引进了历史剧的创作。换句话说, 就是《西施》将《荆轲》中个性与国族意识的关系颠倒过来。《荆轲》是为国族意识无条件地牺牲个性意识,使个性意识归属于国族意识或者说在国族意识中成全个性意识;《西施》则揭示并关注个性与国族意识之间某种本质的冲突, 并暗示出国族意识残害个性意识的可能性。如果说《荆轲》与《西施》代表着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归属与冲突的两个极端, 《项羽》则表现出这种归属与冲突的另一种可能性。项羽是一个没有成功地获得国族归属的个性英雄。作品在传统意义上突出了项羽性格中的义与勇, 并没有展开深层冲突, 因此这出戏在艺术价值上较前两部逊色, 但即便是这样, 在早期新文学的历史剧创作中, 《项羽》仍然与《荆轲》、《西施》两剧一样, 是顾毓琇通过历史剧探究个性与国族意识问题的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剧作。 


总之, 上述三部戏都在历史剧的形式中思考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归属问题。这也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核心。李泽厚当年提出启蒙与救亡二重变奏的问题[1],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但在此视野内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深入探讨, 却没有持续下去。实际上李泽厚在60年后作为理论提出的问题, 60年前许多作 


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已经意识或感受到了。顾毓琇的历史剧创作, 便是其中一例。 


《荆轲》、《西施》、《项羽》的剧情在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归属的观念中展开,到《苏武》与《岳飞》的剧中, 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又被提示出新的层面,即国与族的冲突与归属问题。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至少有两种认同模式,一种是所谓的文化主义的,皇朝或国家意味着共同的伦理秩序、道德尺度、共同的语言与风俗……文化主义假设一种天朝的优越性,但并不排斥异族,所谓有教无类。另一种认同模式则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它建立在华夷之辨的基础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语),具有明确的排他性。 


《苏武》与《岳飞》两剧,在个性英雄的故事模式下,分别处理国族的两种认同模式之间的冲突与归属问题。首先, 这两出戏都无条件地假设个性意识对国族意识的归属上。这种归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排除了个性意识。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背景下完成与演出的《岳飞》虽然很难说有什么个性意识, 但岳飞“精忠报国”的忠孝观念在当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其次, 这两出戏都意识到国族意识之间的冲突。一方面, 苏武流落北海匈奴之地19 载,不辱汉节;另一方面, 剧中又通过李陵之事之口, 对所谓的汉节提出异议,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汉皇的残暴无情与单于的宽容恩惠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剧中一再批判汉地歧视匈奴的偏狭, 并赞美匈奴“慕化”通达, 希望“完成大中华民族的团结”。《苏武》一剧假设了国族可以在差异基础上统一的文化主义视野, 而《岳飞》则假设了国族必须在同一基础上统一的民族主义视野, 因此剧中一再强调“番贼”的敌对性, 以及牛皋身上的江湖草莽气与岳飞身上的庙堂愚忠气, 这些似乎都在强调华夷之辨的绝对意义。故而, 这两部历史剧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 对促进中华民族团结一致, 共同御侮, 抵抗日本侵略,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剧不是历史, 它反映的不是历史中的事件, 而是现代人的观念, 因为历史故事一旦出现在艺术话语中, 就变成同时代意识形态的隐喻或象征。顾毓琇的剧作, 不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 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历史剧, 他以历史剧的形式表现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 展示了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的复杂关系。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 历史剧一直是一个重要文类。郭沫若、阳翰笙都曾以历史剧创作著称, 从20 年代到40 年代, 历史剧创作持续繁荣。解释这一文艺现象, 恐怕不能只看戏剧活动自身, 更重要的是历史语境。中国的现代国家概念出现于19 世纪后期, 满清皇朝下,文化主义概念压制着民族主义概念, 辛亥革命利用民族主义进行革命, 但“五族共和”的建 


国理念中却又包含了文化主义的内涵, 这就在现代国家观念中设置了某种本质的困境, 而解决或规避这种困境, 确立现代国家认同意识,就只好依靠某种历史的重建, 犹如杜赞奇所论:“从历史中拯救国家观念”, 历史剧的繁荣正是在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只有在重建历史的叙事中, 我们才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观念过程。中国现代戏剧参与到这一现代大叙事中的状况, 犹如德国狂飙运动时代的历史剧创作。当时席勒、歌德都或多或少地明确意识到, 历史剧的创作可以从历史中重建民族国家观念, 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大业。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1784) 年中指出:“伟大的心灵和热诚的爱国志士经常利用舞台传播启蒙思想。”“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 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就是这种民族戏剧使希腊紧密团结起来, 并使他们集中全力关注人类的共和以及进步。”[2]现代著名戏剧研究家陈瘦竹先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所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3]他所提出的历史悲剧的概念, 在此也同样适用于顾毓琇的历史剧创作。在顾毓琇的剧作中, 历史人物既是“历史中的英雄”, 又是现实中的“文化英雄”。他们以生命, 或者说是以死亡的行为, 表达了观念冲突的极端化状态。 


崇尚个性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在文学中经常形象地表现为浪漫主义的爱情, 因而, 讴歌自由热烈的爱情, 就成为“文学革命”与“伦理革命”中一个可以相互转换的关键。顾毓琇在上述历史故事中, 除《岳飞》外基本上都加入了爱情戏, 赋予传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以现代意义, 也就是现代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先生所说的,“把现代的东西, 塞进历史的躯壳。”[4]而所有这些爱情戏, 又都置于国家兴亡生死攸关的重大选择中。在历史中, 可能只发生过这些事件, 却没有呈现导致并体验这事件的观念, 即使历史人物是英雄,也不是自觉到悲剧英雄。那种意识到牺牲并自觉地选择牺牲的悲剧精神, 是戏剧赋予历史的现代美学意义。而也正是在这自觉的悲剧性选择中, 荆轲选择辞别秋纹刺秦王、西施选择辞别家乡的范蠡事吴王, 个性意识便与国族意识发生了冲突。作者在戏剧中反复表现这一冲突在伦理与政治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意义, 试图寻找到某种超越冲突的“途径”或“结局”。 


在剧作家的精神探索中, 一部作品是一个过程, 整个创作生涯, 也是一个过程。他可以在一部作品中探讨一个问题, 也可能在连续数部作品中, 不断深入地探讨同一个问题。在顾毓琇的历史剧创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同一主题下精神探索的连续性过程。上述五部历史剧, 分别创作于1924 至1943 年间, 除了《项羽》与《西施》分别创作于1925 年和1932 年外, 其他三部作品都数易其稿, 《荆轲》第一稿于1924 年, 作者当时还在美国,《荆轲》是三幕剧, 到1939 年再稿时, 已改成四幕。笔者无从拜读最初的三幕剧, 只好将《荆轲》当作1939 年的剧作。《岳飞》初稿于1932 年,我们看到的也是1939 年的再稿。《苏武》的创 


作时间跨度最长, 从1926 年到1943 年。后三部剧作, 从观念的完成形态上看, 都应该算作抗战期间的作品。如果对前两部剧作与后三部剧作在同一主题视野内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某种变化。《项羽》与《西施》都强调个性爱情与国族政治之间的冲突, 而后三部剧作, 则强调个性及情爱对国族事业的归属, 甚至在《岳飞》中消除了个性情爱的内容。作者似乎已经寻找到解决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冲突的途径,那就是将个性意识绝对归属到国族意识中去,最终解除冲突。 


上述解决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冲突的过程,不仅出现在顾毓琇的创作历程中,也出现在整部中国现代话剧史、文学史甚至思想史上。“五四”新文化中的个性意识及其与国族意识的冲突,在抗日战争国难当头的历史时节,突然之间被解除了,而不是解决了。为了国族兴亡大业,无条件地牺牲个性爱情。观念探索的历程走到终点,历史剧创作也走到终点。顾毓琇五部前后跨时20 年的历史剧创作历程,也结束了,在此,历史故事不仅象征地解释了现实的问题,现实时局也武断地解决了历史的问题。或许半个世纪以后,人们重提这段曾经经历过的观念冲突,那已有另外一番意义。 


注释: 


[1]参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7 - 49 页:“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2]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年版,第333 - 334 页。

[3]参见《戏剧理论文集》第325 - 360 页。

[4]《关于< 太平天国> 的写作 < 金田村>序》,陈白尘著,上海生活书店1937 年版。 


作者周宁,男,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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