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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云水胸襟:顾毓琇游记管窥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14期

云水胸襟:顾毓琇游记管窥


萧 成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福建 350000)


摘要:本文通过顾毓琇游记内容、形式,以及语言风格诸方面的粗略考察,发现其游记不仅题材相当丰富,十分讲究感性与智性的完美结合;而且语言异常“轻逸”,充满了性灵之气,开创了一种古典与现代糅合的儒雅达观、雍容博洽的诗化游记模式。 


关键词:顾毓琇;游记;感性;智性;性灵;轻逸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0163 (2002) 4 - 0016 - 05 


众所周知,中国游记文学的巨擘,首推华夏山水的第一知己徐宏祖,也就是烟霞半生的徐霞客,因为徐霞客的游记展现的是以全生命来求美求知的伟大精神,也是中国文化倾慕自然的象征。顾毓琇也是这样一个自然山水的知己和痴迷烟霞的好游者。 


清人叶松石《煮药漫抄》里有一段名言:“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学随年进,要不可以无真趣,则诗自可观”。这启示人们,同一作家在人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是“学随年进”的,联系到顾毓琇的游记创作,也是切中肯綮的概括。因为,在现代,旅游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早已从其原初的意义跃出,而拥有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形态。它已不仅仅是带有浓重功利性的猎奇、探险,或是置身于山水风景之中的“远足”、“小憩”;在世界走向整合的大文化背景下,旅游已越来越成为人与自然沟通的一个渠道,成为人们唤回自然感受,丰富现实生活的内在性、多样性的心灵欲求,成为把广袤世界的各个生僻角落沟通起来,将相互疏离的人、社会、自然融合起来的一种方式。事实上,顾毓琇游记《行云流水》一开篇就明确宣告了他的现代“游记观”: 


人生是一个旅行,倘若你没有旅行,你就枉过了人生。从小读唐诗宋词,读到“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我对于电学固然发生了兴趣,而对于云游天下的名山大川,更觉得神往。但是旅行亦大不容易,要看机会,有了机会要能把握,不好轻易放过,旅行的机会错过了,虽不致于“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亦可能有“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之感。所以有机会旅行不要放过,但勉强求得亦大可不必。旅行原为求身心愉快,倘若旅行翻被旅行累,旅行翻受旅行苦,则亦徒增烦恼,离“行云本无踪”的本旨实远。 


显然,在这种“游记观”的指导下,应运而生的游记也相应地必须有更高的审美追求。首先,从顾毓琇游记内容的涉及面来看,其题材相当丰富,宛如“行云流水”,随兴创作。恰如《行云流水》所言: 


“流水”般的年华,已经虚度了几十年。三十载的行云,不但可以唤起自己的回忆,或者亦可帮助别人的游兴。我要郑重声明,我的“行踪”并不广,比起徐霞客、比起顾亭林,都远不如。但是在这“流年”,胜利后的和平年,我们虽不应夸耀“歌舞升平”,亦不妨谈谈“行云流水”。 


此处的“亦不妨谈谈‘行云流水’”,不仅点明了他的写作旨意;而且展示了其云水胸襟,不愿在当时媚俗地“夸耀‘歌舞升平’”。而在一种被T?S?艾略特称为“宁静中回忆出来的情感”的观照下,举凡“山水之思”、“情理之悟”、“国事风云”、“文化掌故”、“社会之影”、“域外之景”等,都可以进入他的创作视野。譬如《行云流水》中写道: 


这次旅行,不但通过苏联,亦可认识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满洲里、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不应该仅是地理上的名词,而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亲自经历的地方。换了好几次火车,眼看着进了山海关,眼看着快到故都的前门,但不容易忘记的,乃是沈阳南满铁路站要换日本钱买火车票邮票的耻辱。中日之战,日俄之战,马关条约,旅顺、大连,朝鲜,鸭绿江———这一串的回忆何等不快! 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青年,怎能不感觉心伤?    


《天山南北》中述及: 


从汉中搭军车越秦岭至宝鸡,换乘火车至武功西北农学院,访辛树帜院长。此时武功刚开过军事会议,人心甚为镇定。一宿后搭车至西安。访碑林及阿房宫遗址。至华清池洗浴,并游大雁塔、王曲、杜曲。此时抗战伊始,西安城墙下,即为防空洞。初访长安,适逢军事紧张时期,对古迹风景,无心留连欣赏。 


这两段描写游踪的文字,沉痛概括了近、现代以来的“国事风云”,表达了对“国事”的深深忧患。而《扫叶楼访诗僧》则这样开篇:“在政治空气过于灼热的首都,有缘到清凉山去的人确乎不算太多。”婉转折射出当时的“社会之影”,表达了寄情山水、远离政治尘嚣的处世态度。 


此外,顾毓琇还善于在游记中穿插一些“文化掌故”。《行云流水》中就有一段“采海参”的故事: 


海参崴的故事,不晓得大家听见过没有? 海参崴从前是一个渔村,只有几只渔船,几点渔舍。有一位渔夫死了,他的寡妇领导着一群渔人,把这个渔村繁荣起来。这些渔夫,从前都是中国人,这开发海参崴的渔妇,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勇敢的好女儿。从小时候,我们听见海参的故事:捉海参的人赤身到海水里,海参咬满了人身,人才可以吃海参。 


《天山南北》中则讲述了“左公柳”“坎儿井”的来历: 


在哈密只见满地红花。想当年左宗棠平西,在甘肃走廊种了杨柳(称为“左公柳”) 。 


湖南来的健儿挑了带泥土的菜蔬,泥土里躲着鳝鱼。至今我们在哈密过端午,可以吃到蔬菜及鳝鱼。 


坎儿井为林则徐戍新疆时所发明,从地下取水,嘉惠人民。 


这些历史文化掌故,均使其游记显得博洽,既增加了知识含量,又激发了阅读趣味。 


至于从游踪中赋诗吟味人生意趣,顾毓琇亦非常擅长。请看《行云流水》中这段文字: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那么我们进过三峡的人,岂不“出夔门而平天下”?在我听见妻子出了夔门,舟发汉皋的时候,夜雨正打着寒窗,曾得绝句曰: 


“夔门一泻平天下,千里江陵蜀道还;八口扬帆犹少我,寒窗听雨打孤山。” 


再看《黄山黑海》中所赋的《秋月》诗:


长空一片月,天籁寂无声。 


古木萧萧意,清秋淡淡情。 


心随流水去,梦逐断云生。 


不觉严霜至,难为赋远征。


显而易见,不论是“八口扬帆犹少我,寒窗听雨打孤山”,还是“不觉严霜至,难为赋远征”,均为他中年心境的一种见证。既有晚唐李商隐《夜雨寄北》的“凄清”,又有“古诗十九首”的“悲凉”。对一个男子来说,中年是最重要的岁月,开始感到了人生的忧患,就象是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而理性也就在这样的情感浸渍中,化成了清丽迷人的文字,其审美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其次,顾毓琇从游记形式要素的审美配置上蜕掉了其小说、戏剧中单纯的现代趣味主义甲壳,不再将口味拘泥于“为人生”或“为艺术”的“五四”新文学模式,而是开创了一种古典与现代糅合的儒雅达观、雍容博洽的诗化游记模式。他尽可能尝试和利用一切经典化的中国文学传统,譬如大量于游记中穿插运用古典诗词,用它们来拓展其游记世界的艺术边界,不仅表现“所熟悉的感情”,也表现“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使之与游记中的世界发生审美意义上的奇妙重叠和混淆。那些大量夹杂在游记中即兴创作的旧体诗词,使他的游记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就象他的人一样———一位俊逸儒雅的谦谦君子,在现代中又发散着某种浓郁的古代文人气息。一旦这种儒雅弥散在四周时,还能感到另一种古老的气韵———无锡太湖的沉默与分寸,与狂野、激情、热血从来不沾边,飘逸如行云,温婉如流水。而他内心那种诗人的幽雅情感,在字里行间无时无刻不在挥发、蒸腾着;灵魂里的缪斯,也在游记间不断轻盈地飞舞着。他的游记创作染上了许多诗意的标记,其游踪笼罩着唐诗宋词的节律。他的游记纯然就是活在诗里的。如果读他的游记次数越多,就越能透过其温存的外表,看到一个诗人灵魂的飞翔。且看《扫叶楼访诗僧》中的段落: 


前年冬天,我重游西湖,得句曰: 


“青山历历看无恙,红叶年年叹有生。” 


去年秋天,我从瑞士登圣女峰归来, 


曾到灵谷寺看红叶,有诗记游。这次春游,并无红叶,却到了扫叶楼。归途得句曰: 


“无边风月诗僧健,一片清凉扫叶归;明日桃花烟雨瘦,采薇亭上吊斜晖。” 


《天山南北》中又云: 


13日晨乘小船过焉耆出发。经和硕以后,一路斜风细雨,晚十时半到库木什(银村) ,即住小店。此处奘师到过。14日晨五时余起程,过卧虎不拉山沟,11时到托克逊。记游诗曰: 


“铁门关上远人柔,哈满沟头拜冕旒。依旧开都河曲折,一江涨瀑向南流。” 


“野店孤灯不掩门,乱云飞雨到银村。醒来卧虎山头客,定到蛇湖醉一尊。” 


14日午后到吐鲁番,路过坎儿井。吐鲁番较海面低270 公尺。至此饱餐葡萄及西瓜,夜宿杨柳树下,坎井流水潺潺,附近水磨声不绝于耳。 


由以上片断可见,在顾毓琇的游记中,这种巧妙地利用古典诗词作为结构和意义之中灵活的滑轮的技艺相当引人注目。这种运用古典诗词的策略,令他的游记获得了横穿古代和现代汉语的活力,或者说,顾毓琇在他的游记中,运用他个人的词汇表,“重新”发现了古典诗词的丰赡含义,让它承担并化解了复杂而幽微的语义,这种方法使语义拉开了想象的张力,就象兜满了风的帆,这使其游记很轻易地就达到了感性与智性的完美结合。追求感性与智性结合的诗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象顾毓琇这样强烈地要求智性与感性完全的融合,并把这种融合作为他游记最清晰可辨的标志之一。他的游记,不仅让感性获得了智性的尊严,而且让智性焕发了感性的魔力。若从古典哲学范畴去辨析这两个概念,同时把它们放到现代游记写作的情境之中,把感性理解为个体独特的词语感官,把智性理解为综合、分解、延缓、催化词语感官的机巧的心智,就可以发觉二者的结合在顾毓琇的游记中造就了怎样具体而灵动的生机。请看《行云流水》中的文字 


那是樱花时节,我们赶到郊外去,看日本赏花,饮酒,跳舞,狂欢。我们遇见了不少醉鬼。日本人是疯狂了———樱花,美酒和女人。他们唱歌很难听,也许因为我听不惯。那时日本盛行“爵士”音乐,美国调子,日本词句,除了《船歌》而外,大都是靡靡之音。日本的五年建设,相当成功。但是他们开始骄傲了,由骄傲而自大,由自大而疯狂了。 


蒋百里先生是最认识日本民族的。他临死以前,遗留给我们一本小册子,是我们抗战艰难时期的最宝贵的指南针。他开首就说世界上的人没有比他更同情日本的,但是日本民族生来便是一个悲剧。人是武士,花是樱花,一切是何等的无常! 沙场浴血,昙花一瞬,一切是何等的空虚! 他最后的结论是:“胜也罢,败也罢,但不要同日本讲和!”这“战到底”的哲学,复兴了中华民族,争取了最后胜利,我们应该如何感激和兴奋! 我在抗战时期,每同青年们谈起这本小册子,便联想起樱花时节的日本浪人来。幸亏日本人是崇拜樱花的,否则我们的前途便不堪设想了。这两天有些朋友到杭州孤山去赏梅花。梅花隐士同樱花武士的对照,大可供人思考。“假使冬天来了,春天怎能远呢”?踏雪寻梅的人,安静地在迎接春天的光明了。 


这段文字,纵论“国事风云”,鞭辟入里,不仅表达了对国家、民族的深刻思考,而且感性与智性也融合得相当好,文字充满了具体而灵动的生机,可谓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行云流水》中的这段文字亦别有味道: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岳武穆《满江红》的名句。我这里从十年前叙起。1915年,因为,先父宦游济南,我初次到了“四面桃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历下城。大明湖、珍珠泉、千佛山、趵突泉,都一一去过。二十年后我重游济南,大明湖已多淤积,行船维艰,况值残荷时节,不禁起萧条之感。还幸珍珠泉依然。韩复榘当时主省政,可巧不在,省府特烦名手“三弦拉戏”,还有可听。现在回忆起来,三十年前的大明湖明媚得多,七月望日夜间的荷花灯十分好看,趵突泉边清早独轮车的声响还有余音缭绕。隔了十年,一切黯淡,比“美人迟暮”还要“不景气”。《老残游记》的“老”“残”两字,很可帮助游人的回味。我猛省悟“老”倒不要紧“,残”则太可怜了。这种感想,我在最近重游鸡鸣寺时,并不发生,纵然凭栏处还留着伪要人的题咏,台城外的后湖残荷满目,远处还添了唐高僧玄奘的“舍利塔”。 


显然,顾毓琇在寄情山水古迹之际,走笔于才情神思,纵横捭阖,从容挥洒,既不仓促压抑、扼阻文思,又能适时收聚。其游记之理性思辨,自是不同于一般的喻古鉴今、咏物托志、针砭时事之类,自然也不是一般的思想火花可与比肩。这是一种深厚的学术积累之后的“理论性”阐释,然而它们又全然融入山水游记及博古通今的情感抒怀之中。 


最后,我们来看看顾毓琇游记文字的特色,它不仅充满了性灵之气,而且语言异常“轻逸”。这是一种既包容了人生观、文学观,又涉及到审美取向的综合特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就曾认为这种“轻逸”可以作为传递到下一个千年去的一条宝贵的文学品质。他将此区分为三种: 


第一种“轻逸”是指语言的轻松化。卡尔维诺将其定义为“使意义通过看上去似乎毫无重量的语言肌质表达出来,致使意义本身也具有同样淡化的效果。”这种“轻”在顾毓琇的游记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整体语气的“轻逸”,用漫不经心的调子和随意伸展的轻松的句式织就了打捞语义的网。譬如《武夷山之游》就这样开篇: 


1941年6月,我同王世颍、萨孟武、梅公任、胡兆祥、方扬诸位先生同游武夷山。武夷山是东南名胜,从建阳出发,游程大致要三天。第一天由建阳乘汽车至赤石,步行六里,经水汇洞,二里至惠苑,又五里至三仰峰。午饭。再行八里至天心崖,观宝国岩、大红袍诸胜,晚宿天心崖。第二天由天心崖行五里至马头峰,又六里至天游。午饭。再行五里至桃源洞,又四里至星村。由此乘船,顺流游九曲,至武夷宫住宿。第三天游大王峰,约十华里。至崇安午饭,乘汽车返建阳。 


再看《行云流水》中的这段文字: 


巴黎是一篇抒情诗,柏林是一出英雄剧,瑞士是一幅山水画,意大利是一曲交响乐。 


这两段文字几乎没有风格化的修辞,只是闲笔般平稳地叙述自己的游踪,却达到了“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的境界,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颇有魏晋文章“玄藐自然”和晚明小品文“性灵率真”的味道。 


第二种关于语言的“轻逸”,卡尔维诺认为是“对有微妙而不易觉察因素在活动的思想脉络或者心理过程的叙述,或者涉及高度抽象活动的任何一种描写。”这是一种书写范围和思维振幅的轻,其特征是避实击虚,顺着事物隐秘、空疏的触须到达事物在文字中留下的隐身对等物。顾毓琇的大部分游记都具有这种气质。《姑苏访穹隆》起笔即曰: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两句诗使多少人怀念苏州。去年三月,我到日本去。有人便托我把寒山寺的钟找回来。按寒山寺钟,曾被日本人盗去。康有为尝有诗勒石:“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风;勿使丰干又饶舌,化人再到不空空。”张伯苓先生逢巧在上海候机飞美,他叮嘱我说:可别忘了南开海光寺的大钟,那是德国送李鸿章的,重一万三千斤。我在三月下旬到京都游览,看见吉水草庵旁有一大钟,是宽永十三丙子历洛阳东山取造。还有华严宗大本山东大寺有金铜大灯笼,高一丈三尺,为日本国宝,建造于一千二百年以前的天平胜宝年。我这次重游苏州,对于寒山寺不免有点歉意,因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飘零在劫后的三岛。 


这段写于抗战胜利一年后的文字,虽找不到那种鲁迅式的呐喊和愤激,但在看似平静的“文调”下,一句“因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飘零在劫后的三岛”,不仅映现出了“国事风云”,还表达出了自己心情的沉重,使顾毓琇游记在艺术风格意义上闪烁的“轻”与对生活的洞察中坠落的“重”能够相颉颃。这实在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乃一种典范式学者语言:既典雅博洽,又韵味无穷。 


第三种语言的“轻逸”,卡尔维诺认为是指语言必须是具有意味的“轻逸的视觉形象”,这点在顾毓琇的游记中也显得相当突出。且看《行云流水》中的几幅画面: 


(1) 夜晚明月如画,我们一面查访案子,一面赏看月色。在平坦相接的屋顶上,飞檐走壁是比较容易可能。清早飞马回城,生平增加了“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初步经验,何等快慰。只是沿路看见的一塘“死水”,至今犹在记忆。怪不得诗人闻一多要为“死水”叹咏,我们至今还有许多同胞仰仗着死水过活! 


(2) 尼古拉大瀑布,国人游过的很多,记载亦不少。我只补充报告两点:大瀑布白天看固好,晚上看尤美。各色的灯光照耀着,变成各种不同的彩画。但是这各色的水花,比起天上的彩虹,自然尤胜于人工。大瀑布水珠溅飞,自成雾气,薄暮每见彩虹。 


(3) 在许多看见电影的人心目中,西伯利亚是一片神秘的冰天雪地。帝俄的皇宫,哥萨克的雄姿,一群流徒走向茫茫的长途前进———踏着血和泪都不容易留痕迹的一片白雪前进。 


以上这些反璞归真的文字,飘逸轻灵,如诗似画,令人悠然神往,充满性灵之气,就象涓涓细流,从深山崖谷间汇流过来,蕴蓄成为澄静潋滟的陂塘,冷冷清光,沁人心脾,有时冲沙击石,发出凄幽而激越的微声,给人一种心悸魄动的感觉。顾毓琇的游记中虽找不出极亮堂的语句,但每个句子却是那么绵密,那么深情。即使极平淡之事,也被其诗性句子改造得不寻常了。这就是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决定了他游记语言的平均值极高。历史、文化、山川、人物,在他笔下立意颖脱,情致盎然。如此美文似乎决不是在小小的稿纸上通过“苦吟”一格一格地“爬”出来的,而象是羽扇纶巾,焚香抚琴,在古城头,在云水间,从心底流出来的,所以才这么儒雅、潇洒、高格。这是一种雅致,一种博洽,一种冲淡与灵性。 


顾毓琇确实不仅能于其游记中,举重若轻地“纳须弥于芥子”,衣袂飘然地展现其云水胸襟,而且能率性从容地由游踪中寻找出人生的意趣,快乐专注地描绘其“行云流水”。 


作者萧成,女,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本栏特约编辑: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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