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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琇全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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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李铁映 
执行主编:杨 义 任慧英 卢 强 杨匡汉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王  祥 王  衍 卢  强 白  烨 乔 平 任慧英 刘  萍 刘扬忠 
                        刘国玉 杨  义 杨匡汉 连燕堂 张 琚 赵争鸣 俞晓群 
                        倪维斗 陶文鹏 韩祯祥 黎湘平 
总策划:乔 平 

总发行:俞晓群


前 言

   

过去的二十世纪,乃是中国人民一首悲壮的史诗。从世纪初列强给中国制造的灾难性国耻,到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东方民族经历了传奇性的命运。百年之间,中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以铁肩担道义,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艺诸多领域创造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业绩,显示了中华民族千古不灭的伟大生命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承传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生命意志,为中国科学、民主、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先驱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史上永志难忘的一页。 


道、学、政,向来被看作传统中国“士”所追求的目标。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荀子曾把“儒者”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具体化为“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这个传统,到了现代,虽然具体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基本的精神却没有改变。只是“问道”变成了探求真理,而“治学”则不徒为了修养心性、博取功名,更为了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建设民主的政治制度,振兴民族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之间,在精神上是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 


顾毓琇(顾一樵)先生正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士”的传统,又因为广泛吸纳了现代科学和人文精神而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在为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长春集》自序中,先生自称“《潮音集》由儒入释,《长春集》复归于儒”。可见,沉潜中国学术而自强不息、积极入世是先生的主要精神。儒者所追求的“大道”正是世纪老人仍念兹在兹的“天下为公”。这也是先生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 


道既立,乃为之学。先生之学,可谓中西兼顾、文理皆精,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先生十三岁即考入清华,很快成为清华文学社的发起人之一,未及弱冠,已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和译作,后来加入影响深远的“文学研究会”,与郑振铎、许地山、冰心、闻一多等人一起,亲身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的小说《芝兰与茉莉》(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以其感情的真挚、含蓄、缠绵,抒写了新一代中国人的觉醒和困惑,令人荡气回肠。先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者之一,十九岁开始翻译契诃夫等人的戏剧作品,二十岁自己编剧,编写剧本如《荆轲》、《岳飞》、《古城烽火》、《项羽》、《苏武》等,汇入了抗日救国的浪潮。先生还是一位以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诗人,中年以后开始创作的诗词歌赋,结为三十四集,几近八千首。先生诗风追求“重、大、美”,融会各家所长,推陈出新,自成体系。一九七六年六月,获得国际桂冠诗人荣誉。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艺修养的学人,先生还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他解开了中国古乐谱的诸多谜团,并曾将姜白石的自度曲翻译成五线谱,在国际上公演。他是第一个翻译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中国人,也是首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原教育部音乐委员会通过他的建议,以三四八频率作为黄钟标准音。 


先生作为现代“儒者”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理想,除了融化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天赋中,还见诸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早年,先生便深受父亲的影响,对算学、格致之学等实学情有独钟。进入清华之后,先生积极参加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并多次南下,到广东、安徽等灾区参加赈灾活动,从这些社会实践当中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多次南下四川、广西等地作科学考察。四十年代抗战期间,他参与研制防毒面具,支援前线抗日。同时,他也深入观察和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并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写过不少文章。一九四一年一月,在拜访当时的湖北省主席时,他预见到土地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战后,先生在《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九四八年五月初版)中提出了具体的土地改革的方案,虽因当时国家困境而无法实行,但其后在台湾地区得到实施,是战后台湾实现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先生在战后还十分重视文化的建设,写于一九四七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正是在战后“复员”声中讨论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的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著。书中明确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一个运动”。先生认为,民族复兴运动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会改造和文艺复兴,这三个运动缺一不可。文章通过比较欧洲和印度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同异,分析了中国民族复兴运动的特点和历史任务。“纵”的方面,他从天文、水利、音乐、度量衡等诸方面论证中华民族祖先的创造的活力,表现了他所拥有的丰富的中国科学史、艺术史的知识,是很好的有关“现代性”之“多元”化的早期的论述;从横的方面,他论述“文化交流”对于更新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也体现了充分的开放胸襟。其治国平天下之责任感溢于言表:“中国不复兴,世界决不得和平。中国复兴了,世界也许可以和平。中国的责任太大了!要改造世界,必须有全世界的宗教改革。要挽救人类,必须有全人类的文艺复兴。救中国便是救世界,救中国必须有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九四六年孔子圣诞时在纽约参加中美协进会主持的庆祝会上的讲话)先生晚年研究禅宗,撰有《禅宗师承记》(一九七六)、《日本禅僧师承记》(一九七七)以及英文著作《禅史》(一九七九),应是他提出的“请教全世界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和宗教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做我们的老师,来创造世界的和平和幸福”的具体实践之一。 


近世治中国现代文学者,莫不知无锡顾一樵。然而先生的贡献却不止在文艺创作与人文研究方面。事实上,“顾一樵”以文艺名世,“顾毓琇”却以教育家和科学家泽被当代,影响深远。与“左手”的文艺与人文研究相比,他的“右手”对于数学、电机和现代控制理论方面的贡献,更是举世公认,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二十四岁时,先生在美国《数理杂志》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二六年二月号)发表了《四次方程通解法》,这是基础数学的突破性成果;二十六岁时,他在博士论文中扩充运用了英国电磁学权威海佛仙的“运算微积分”来分析电机瞬变现象,其学术成果被国际电机理论界称为“顾氏变数”,为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电机界的地位,颇有“鸿鹄高飞,一举千里”之概。也因此而在一九七二年荣获国际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颁发的“兰姆”奖(Lamme Medal),这是国际电子与电工领域内的最高荣誉。在网络和系统理论方面,他的Circuits Theory实为控制论和系统科学的导源和先驱,如Fourier-laplace变换、稳定性判据等均源于此。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先生又以九十八高龄获得IEEE的电路及系统学会(Circuits And Systems Society)颁发的杰出成就奖——“金禧奖”(Golden Jubilee Medal),实为居高声自远,功至而名归。 


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先生开始了他漫长的教育生涯。他旅美返国之后,即任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科主任。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一九三八年一月始以非国民党员的身份任战时的教育部政务次长,参与制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为当时的教育事业多方奔走。一九四0年秋,兼任国立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中央大学校长等。战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就任政治大学首任校长等。五十年代以后,先生又赴美研修,应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客座教授、正教授直至退休。先后执教凡七十余年,滋兰树蕙,桃李满苑。 


有为先生《我的父亲》撰写“代序”者,试图对顾氏昆仲在文理方面的杰出成就作遗传学的分析。“代序”云:“我始终以为一个人的生平,所占的时间,见得到的,不过数十寒暑,而见不到的,必什百倍于此。换言之,一人的生平,一部分是早在祖宗的行为与性格里表现出来过的。”确实,从先生的《百龄自述》里可以看到他试图追溯远祖,以探索他遗传基因里所包涵的经纪与筹算能力、文学艺术的天赋以及人文学科的兴趣等等的源头。然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种“基因”与其说是“生物学”意义的,毋宁说是融化于骨髓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百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和民族危机,更深刻地影响了作为五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道”、“学”、“政”的新的理解和追求,这正是使他区别他的前辈,也使他无论在哪些方面都获得令人惊讶的成果的原因。 


先生曾自述为学之道,在于“一贯服膺于关怀天下,服务民众,业精于勤,学博于文,好古敏求,淡泊自持,以教育英才为终身职业”。他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来实践自己的理想。自一九七三年后,先生多次回国访友、讲学,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智慧,受到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宴请。一九九三年,先生在《百龄自述》的引言中,提出“藏富于民”的建议,并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贡献了“文化开发”、“经济开发”和“政治开明”这一“三开”政策。一九九七年十月,先生以耄耋之年,健笔书赠江泽民主席:“和平统一兴中华,天下为公进大同。”一九九九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先生又赠十六字:“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这不啻上承儒家的精蕴,下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江泽民主席曾赋诗一首赠先生:“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高度评价了先生的贡献和爱国情怀。如今,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中华民族复兴也将日益变成事实。而汇集了先生一生著作的文集,也终于有机会在祖国大陆出版了。重读先生的著作,可以温故而知新。荀子说:“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效》)先生的文集的出版,也可让我们有所师法——那就是像上一代知识分子那样,把探求真理、刻苦治学,与关心民瘼、报效国家和民族的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大同宗师,泽被环宇;中华人瑞,道贯古今。”这是二000年七月七日在香港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大会赠送给先生与夫人的祝寿银匾上的题词。在此,亦借以表达对先生由衷的敬意。愿先生著作嘉惠后学,流传久远。


《顾毓琇全集》编辑委员会    

二000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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