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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论顾毓琇大学教育的实践智慧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31卷)

论顾毓琇大学教育的实践智慧


李福春   李良方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  要】:文理大师顾毓琇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主张中华民族应以文化立足,以教育发展文化。在自身长期的大学教育实践中,顾毓琇始终致力于如何以教育发展中国文化的探索。顾毓琇视文化建设为大学发展的灵魂,以学术文化建设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着力点,践行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以学术权威的教师群体为大学文化建设的主体,凸显教师在高校中的重要地位;以学生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明显影响因子,践行全面发展的育人观。在构想和助圆中国教育梦的征程中,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研习顾毓琇大学教育实践蕴含的实践智慧,具有鲜活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顾毓琇;大学教育;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实践智慧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项目(BIA140097)


【作者简介】:李福春,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讲师(济南250022);李良方,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250014)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被定义为“中国梦”。中国教育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教育的有力助推。在构想和探索中国教育梦的道路上,离不开对既有教育改革经验的研究,以找出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真正价值的改革理念、举措与做法。顾毓琇(1902-2002)所进行的大学教育改革与实践探索值得我们研究。顾毓琇,字一樵,江苏无锡人,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师,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集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禅学家于一身。《顾毓琇全集》(2000年版)编委会认为顾毓琇“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奇才”。1923年,顾毓琇由清华大学选派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留学,主攻电机工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首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9年,顾毓琇返回他深爱着的祖国,旋即投身于教育事业。从浙江大学到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再到国立政治大学,无不留下顾毓琇教育实践的串串足迹。在顾毓琇辗转于各大名校期间,曾先后主掌中央大学(1944-1945年)和国立政治大学(1947-1949年)等学府。1950年,顾毓琇又回到美国,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了弘扬顾毓琇的卓越成就与贡献,传承顾毓琇鲜活的为学之道与精神,勉励广大青年学子的奋发与上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一流学府,均设有以顾毓琇冠名的奖学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至今仍保留着他的公办室,足见其对中美高等教育的影响。综观顾毓琇的百岁人生,他终生服务于大学教育,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活动诠释着如何站在文化的高度发展学术、尊重教师、培育学生,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一、切合国情,倡言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


文化是大学之魂,学术文化是大学文化之魂。对学术文化的科学定位是建设大学学术文化的核心着力点。具体言之,学术文化发展不仅应顺应时代发展,还应超越时代发展,这样才能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共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遭遇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造成中国各类事业不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常进程,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对学术文化来说,频仍的战争对战时学术研究造成重创——使中国学术囿于一隅,无法更科学、更及时地把握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发展脉搏。面对此学术发展窘境,顾毓琇深为痛心疾首,他对战争给中国文化前景造成的不利影响极为担心。在顾毓琇看来:“在此数年大战之中,我学术界因对外缺乏联系,各种新科学理论技术之新成就均无从介绍研究,影响我们文化前途极大。”① 这种现实带给顾毓琇以极大冲击,使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中时刻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深深情感,也使他把这种情感自然延伸到大学教育实践之中。


1944年8月,顾毓琇成为中央大学校长,旋即把尊重学术视为育人、培植文化的根本原则,申明了“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这一治校方针。在顾毓琇看来,学术文化发展应切合国情,他认为当时我国社会最为需要的是以应用为导向的学术文化。具体而言,大学教师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应多从国家现实状况出发,多就现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发表意见,从而推进现实的发展。可见,顾毓琇的学术文化观包含双重意蕴:一方面,大学应给予社会其所需,而不是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因为大学自身最终目标的实现,便意味着国家目标的实现,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因此,大学应对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所追求,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大学要给予社会其所要,优先满足现实需求,直接为社会服务。所以,大学应当服务于国家前途,重点发展应用性学术研究,注重学术研究的现实应用性。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纯粹学术研究与应用学术研究之争是我国学术界争鸣不断的焦点。究其实质,学术研究在理论层面的价值是长效的,而学术研究在应用层面则相对注重实效性。就理论渊源而言,顾毓琇所提倡的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是中国整体主义大一统观念文化的承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根本的精神思想,大一统观念强调国家民族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国民的安定。顾毓琇的这一学术文化观切中了当时国难时期的民族背景。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挽救国难、复兴民族是顾毓琇强调学术研究应用价值的主要原因。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负起救国使命对学术而言责无旁贷。在学术救国的时代境遇下,“国”是主体,要求救国目标明确,效果明显,并且兼顾时空的迫切性。② 因此,顾毓琇特别呼吁国内学术研究应多注意于国家的实际问题,大力强调应充分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主张国难时期学术研究增强针对性,建议在学术研究上切合国家社会现实问题。譬如,对于中国农村组织的研究,顾毓琇指出,我们应找准出发点与参考的基点,围绕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他国农村,切不可本末倒置。③


执掌中央大学期间,为使学校树立良好的研究风气,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顾毓琇借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献词”之际,表达了他对学术发展的识见,认为学术贵在创新,学术风气的树立在于教师所具有的广博清通的水平与能力:“夫学术之昌盛,不必从同,而风气之树立,端赖人师广博清通。”④ 顾毓琇充分肯定大学教师对学术研究的贡献,着力为教授们做好服务工作。顾毓琇代表学校与校内诸多知名教授进行多次磋商,商定编印《南雍文征》《南雍丛书》《南雍新志》,辑录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众多名家的代表之作。正是顾毓琇敏锐地抓住了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这一难得机遇,通过系列言行,逐渐开启了中央大学注重学术研究的风气,起到了良好的示范、辐射效应。1944年到1955年,中央大学教师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多达40种。⑤ 另外,学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支撑。中央大学亦通过创办学术刊物,为专业学术发展打造平台。譬如,《农业经济集刊》由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创办,该集刊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不少佳作。这些文章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农业经济进行探讨,并对当时农村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如,由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张德粹(1900-1987)撰写的《物价剧变与农民》一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战时物价变动对农民实际生活状况所产生的影响,反响很大。另外,中央大学还非常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时常与社会相关部门合作,联合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工作。


中央大学浓厚的学术风气也影响着中央大学的学子们,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教师们的学术研究,还积极办会编刊。其中《大学新闻》因编辑形式活泼、充满趣味性,又远离低俗,吸引了不少学子参与其中。其销量最高可达7000份,成为当时销路最广的青年报刊之一。⑥


综观顾毓琇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观,不仅切合当时国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引领意蕴,更体现了超时代的教育发展理念。在传统社会背景下,纯粹学者是制度性的精神气质的代言人;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讲求应用的学者才是当家的主人。无论是现代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还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追求,无不表明高等教育机构已然走出固守传统的象牙塔,在走向开放、多元的过程中不断融入社会,并应理性呼应时代发展之所需。因此,关注现实接地气式的学术追求被推向大学学术文化的前台。


二、还原本色,明确大学教师的应有地位


大学教师承载着、聚集着、建设着、发展着、创造着大学文化,尤其是作为大学文化之灵魂的大学精神文化。深谙于此的顾毓琇在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理念的范导下,特别强调教师群体在大学文化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除在中央大学30周年校庆“献词”中强调教师群体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正面意义外,顾毓琇于1944年8月17日首次通过报界,强调大学实为学术机构,而不是行政机关,并对中央大学教授们对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奉献大加褒奖。顾毓琇认为,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等人均系民主政治中负责公务的国家公仆。因此,他始终坚持,拥有学术权威的教授应为学校行政的首要考虑,应充分尊重教授的地位和他们的学术成就,给予他们更高的荣誉。⑦


基于对教师群体在大学发展中应有地位的正确定位与清醒认识,顾毓琇十分重视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用尽心力延揽高标准英才。在教师选聘方面,顾毓琇遵循“学术第一”的总原则,倾向于延揽具有国外留学经验的高学历人才。在顾毓琇任中央大学与国立政治大学两所大学校长之际,两校均十分注重对已聘教师的充分利用,还基于学校发展有针对性地延揽学术精英,为学校储才。1944年,在中央大学筹建边政系之际,顾毓琇对系主任人选费尽心力,经过多方考察,认为凌纯声是边政系主任的不二人选。凌纯声(1902-1981)是我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音乐家,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后留学巴黎大学,师从法国实地民族学派创始人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等,以人类学和民族学为主攻方向,取得博士学位。他对我国人类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凌纯声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率先运用科学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东北赫哲族进行调查,首开我国民族学实地调查的研究传统。基于上述调查,凌纯声于193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科学的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堪称人类学研究的范本,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西南、西北边疆问题的研究。可见,顾毓琇选聘凌纯声为边政系主任,自有深意。⑧


在顾毓琇带领下,至中央大学1945年30周年校庆之际,学校名师云集,时有236名专任教授,54名副教授,224名助教,28名研究部助教,76名讲师,教师总人数比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还要多。与顾毓琇未就任校长的一年前相比,增加了43名专任教授,增长幅度高于22%;增加了18名副教授,增长幅度为50%;增加了15名讲师,增长幅度约为25%。其中,包括著名画家徐悲鸿、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著名英语教学理论家和改革家张士一、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国学大师胡小石等学界翘楚。1944年,中央大学有66位教师荣获“教育部”的优良教师奖励。⑨ 历时仅一年左右,中央大学在师资队伍上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属难能可贵。


作为国立政治大学首任校长,顾毓琇任职期间为谋学校学术政治专业更上一层楼,特聘萧公权等学界贤达来校执教。萧公权(1897-1981),现代政治学家,终生从事政治学研究,对我国政治学的发展以及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贡献巨大。萧公权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0年赴美主修政治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萧公权给世人留下了大量著述,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运用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叙述、分析了数千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延续,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顾毓琇邀萧公权赴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极其合适。顾毓琇延请的学界名家,连同学校原有著名的词曲教授卢冀野等人,使国立政治大学的“教授均为全国第一流之学者”。⑩ 


其实,顾毓琇在主掌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两校之前,便践行着“学术第一”的大学运行逻辑。1929年至1930年,顾毓琇从教于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科,出于建好电机专业学科的初衷,他在1929年秋季力邀赵曾钰前往任教,并聘其为教授。当时,赵曾钰刚从哈佛大学电信工程专业毕业不久,顾毓琇便慧眼识珠。后来,赵曾钰与顾毓琇等人共创《电工》杂志社。1930年秋季,顾毓琇为进一步充实电机专业学科的学术力量,又把章名涛、倪俊等人聘为电机科的教授。不久,顾毓琇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请前往清华任教。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顾毓琇创建了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清华航空研究所,1932年任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1933年出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为谋电机系发展,他特别注重延揽人才。1931至1932年,章名涛任上海亚洲电气公司工程师,专事电池研究。顾毓琇再次力邀章名涛北上,前往清华大学电机系执教。章名涛到清华后即被聘为教授,随后便会同顾毓琇合力进行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筹建工作。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章名涛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与研究上,成果倍出,专长得到充分发挥。


为扩建电机工程系,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又聘李郁荣为电机工程系教授。李郁荣,曾于1924年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专门研究电机工程,先后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李郁荣与数学权威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联合研发出了新的电网络装置,并以他们两人的名字命名为李—维纳网络(Lee-Wiener Network),这项发明不仅被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AT&T)购买,而且于1935年获得美国专利。其后,两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又于1938年再次获得两项美国专利。在清华大学履职期间,李郁荣身兼数任,可以说,在顾毓琇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工学院的教学、研究工作基本与美国保持同步。顾毓琇有留美的切身感悟,深知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以他为首的工学院特别支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李郁荣在这种学术文化的氛围感召下,遂诚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博士前往清华大学电机系讲学。作为世界顶尖的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清华大学一留就是两年,为数学系亲授傅里叶变换理论,还同李郁荣就电网络技术、初级模拟计算等进行合作研究,给清华大学计算机研究留下了宝贵财富。⑪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为我们留下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⑫从该意义上讲,教授便是大学的灵魂。因此,教授、教师群体才应是大学中的权力主体,而非大学中带有行政级别头衔、拥有行政权力的专职行政人员。在中国,教育与政治、官位、权力一直交织,可以说大学行政化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大学必须去行政化。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办学背景,历来都是官僚、党政之争的集中营。顾毓琇上任伊始便向媒体明确指出,中央大学为学术机构,自然应突出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教师的地位;中央大学不是行政机构,所以,校长、院长等虽拥有至高的政治头衔,但却只是为中央大学师生、校务服务的公务人员。这种立场彰显出顾毓琇学者式的正义风范与卓然品质,一位教育家办学的本色跃然纸上。在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顾毓琇式的品格与风尚、卓识与勇气兼具的大学教育开拓者不断涌现出来。


三、融通学问,高扬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对大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影响,因为人们往往从他们日后的成就来反观他们的母校以何种文化抚育了他们。⑬ 职是之故,顾毓琇十分重视校园文化对学生的熏陶与默化,注重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顾毓琇本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相济,通过自身全面发展为世人树立了典范。顾毓琇认为:“一切学问可以互通。”⑭ 这实质是顾毓琇历中美之教育文化,积多年之经验所得出的对实践智慧的学理表达。可以说,顾毓琇在教育领域的践行,实为“一切学问可以互通”的鲜活诠释。对于大学教师,顾毓琇力倡学高为师,学术至上;对于身处大学的学子,顾毓琇则明确指出,应融通学问,使他们获得全面发展,窄化的大学教育培养不出全面发展的学生,因为没有丰富而多样化的知识,学生的思维会流于片面。顾毓琇站在人成才的规律上来认识学生、培育学生,他强调:“学生的知识面一定要宽,要注重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功底,不能太窄,否则学生的思维与发展都会受到影响。”⑮ 这与梅贻琦提出的大学“通才教育”理念深为契合。顾毓琇一贯坚持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更为可贵的,他无时不把这一理念付诸于大学教育的实践之中。


第一,力行科学与人文兼顾的全面教育。顾毓琇之所以大力践行科学与人文兼顾的全面教育,不仅在于在顾毓琇自身就是一位文理大师,而且在于他是站在文化的高度上来审视问题。在顾毓琇的视野中,文化是科学与人文的合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否形成一体的文化,是考量科学与人文兼顾的全面教育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顾毓琇对文化的理解简明、全面而深刻,并具有审时度势的时代大局观。顾毓琇特别指出:“文化必须包括文艺与科技。徒有文艺而科学不发达,技术不前进,则国家富强便不能保。”⑯ 换言之,徒有科学而文艺贫瘠,那么一切知识将缺乏价值内涵的导向,人类世界和人类生活便失去了意义。顾毓琇尤其强调,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世界文化的前途,必须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具体到大学中就要兼顾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他建议青年应先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与人文素质,再进行求学与立业。⑰ 为使学生知识视野能够得到拓宽,最大限度的得到全面发展,顾毓琇在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把学校包括文、理、工在内的各院系课程完全向学生开放,以便于学生能尽可能地修习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此一举措,既是对战时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利于学生宽泛知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培育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性和人格。工程专业出身的顾毓琇,对文艺学科有着特殊的认识。在他看来,文艺与其他学科存在着共存共生的关系,分开只是表面现象,实质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艺创作离不开多方面的生活,离不开广泛的知识,离不开感情的投入。⑱ 在顾毓琇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期间,鼓励学生们的文艺创作活动。为此,顾毓琇曾特地邀请著名作家张恨水前来国立政治大学就小说创作进行演讲,邀请国画大师张大千亲自指导学生绘画,他自己曾亲自向学生讲解曹禺的戏剧《蜕变》的写作经过。顾毓琇亦请包括郭沫若、冰心等人在内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到校进行演讲。这些演讲充满人文魅力,给学生们以深刻的启迪,着实增长了他们的智慧。


第二,提倡理科与工科的平衡发展。顾毓琇之所以提倡理科与工科平衡发展,离不开他对学科的独到认识。在顾毓琇看来,学科的划分只是出于研究方便的需要。对此,顾毓琇作了明确的说明:“学科的分开,原为研究方便的权宜之计。”⑲ 对于理科和工科的划分及两者的关系,顾毓琇指出,理科属基础科学,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以培养研发人才为侧重;工科属应用科学,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以培养应用人才为重点。理科重理论研究,而工科重理论的实际应用;理科向工科提供理论支撑,又通过工科在实际方面的应用获得验证或在创新上的加速。科学技术必须理科和工科兼备才完整,这是因为没有理科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工科的技术是缺少源泉的。在此意义上,所谓科技创新,实质指的是理科领域的科学创新与工科方面的技术创新。这就是为什么顾毓琇提倡理科与工科要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顾毓琇一再强调:“大学理工要一致,不可偏废,理要发展,工也要发展,理工要平衡发展。”⑳ 结合21世纪科技更新周期前所未有的缩短的实情,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中偏工缺理的发展实况,顾毓琇还曾建言国内以工科著称的知名高校加强理科类专业的发展,如他建议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工科院校借鉴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办学的做法,与南京大学等理科类名校合作。㉑


第三,鼓励学生参与学校治理。学校是学生通向社会的桥梁。顾毓琇认为,教育改革千头万绪,当以抓青年人的思想为改革的关键。因为国家的前途系于青年,青年的前途在未来,对教育事业不可等闲视之。顾毓琇曾指出,青年学生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青年学生是最肯负责任的,是最有勇气的。㉒  对于青年学生的意见,顾毓琇一向十分重视,他时常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治理活动中来。掌校中央大学期间,顾毓琇不仅肩负全校教育行政事务之责,而且还负责教授“交通电网分析”“电工教学”两门课程。尽管事务繁忙,顾毓琇始终坚持每月亲自招待学生自治会理事一次,并与他们就相关校务事宜进行共同讨论,使学生明了、并主动参与学校事务,以此培养学生关怀学校发展的自动精神,进而为学生日后自觉投身社会事务,成长为合格公民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顾毓琇经常同学子们就时势展开讨论,鼓励他们各抒己见,由此增强他们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从而提升他们的爱国意识,养成他们服务社会的观念。在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之际,顾毓琇曾与大一学生围绕“自由与平等”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借助社会学的观点分析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不仅增进了他们对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为他们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奠定思想基础。


第四,重视养成学生国际化综合素质。作为一位具有国际化综合素质的文理大师,顾毓琇有着对世界、教育、文化的关联性的整体认识。顾毓琇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因此,在教育上需向一个文化逐渐努力。㉓ “一个文化”理所当然的包括国际化元素。因此,顾毓琇极为重视养成学生国际化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世界通用语言——英语能力的培养,彰显了他以国际型人才为标准的大学育人思想。在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期间,顾毓琇等人将英语列为学生的必修科目。国立政治大学曾多次举办英语竞赛,旨在激发学生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顾毓琇甚至担任其中一些决赛的评判长。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与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不仅积极开展合作研究,而且就交换彼此的图书、教授、学生等方面进行了切实合作。此外,顾毓琇还时常邀请国内外学者来校讲学,演讲者中包括文学大师林语堂、加拿大大使馆一等秘书Dr. Chesterfield Rouning等名人。林语堂的演讲,对东西方文化理解高屋建瓴、鞭辟入里;Dr. Chesterfield Rouning的演讲,直面现实、对中加外交关系分析到位。通过一系列演讲,给学生们呈现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中西文化面貌与世界局势动态。


21世纪的社会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是各族群共处的社会,也是跨文化教育的时代。在这样的国际文化背景下,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必须融入世界发展的土壤,追求与世界教育的协调发展,以培养适应世界生活的国际公民。融通学问,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已成为现代社会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理念上共有的愿景,需要实践的智慧来达成。顾毓琇的文化观,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体现出强烈的稳健中正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文化观的统领下,顾毓琇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充满了调适的智慧。顾毓琇在大学教育过程中进行的科学与人文兼顾、理科与工科平衡、鼓励学生参与学校治理、养成学生国际化综合素质的有效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顾毓琇对大学教育的言论与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性与前瞻性,颇多亮点切中我国教育发展的矛盾,适应我国教育对先进教育理念的追求,契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趋势,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仍然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特别是,顾毓琇顺应时代之需要,重视应用导向的学术文化,是对学术发展为教育人才和培植文化之根本的实践落实,凸显了教师群体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还原了教师在大学中应有的地位。同时,这一学术文化观也蕴含着学术发展对学生发展的重大意义,即浓厚的学术氛围对学生是一种无形的熏陶和育化,蕴含着全人发展的理念,印证了“学生也是大学”的观点。这与我国当前教育界重新审视并开始着力推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理念具有趋同的价值取向。

(责任编辑:刘 畅)


①《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
②参见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1-2期。
③参见顾毓琇:《学术与救国》,《独立评论》1935年第134号。
④顾毓琇:《国立中央大学三十周年校庆献词》,《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5年第3期。
⑤参见万国雄:《顾毓琇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⑥参见高澎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1页。
⑦参见《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第442页。
⑧参见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⑨参见《本校教师荣获奖状》,《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第20期。
⑩参见《国立政治大学近闻》,《民声报》1947年9月15日。
⑪参见李旭辉:《李郁荣博士传略》,《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1期。
⑫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⑬参见张楚廷:《大学文化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
⑭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第80页。
⑮龚放等编:《南大逸事》,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⑯顾毓琇:《百龄自述》,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⑰参见顾毓琇:《顾毓琇全集》(论著)第8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9-280页。
⑱参见左惟等编:《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1902-2002)》,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3页。
⑲顾毓琇:《顾毓琇全集》(论著)第8卷,第293页。
⑳龚放等编:《南大逸事》,第43页。
㉑参见万国雄:《顾毓琇传》,第191页。
㉒参见顾毓琇:《青年的话》,《中国青年》1948年复刊第3期。
㉓参见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26页。


来源:2016年第4期(第31卷)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42016(Vol.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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